教育与权力决定职业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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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01年全国社会阶层调查课题组设计者之一。该调查包括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职业声望调查，其调查结果公布于2004年，得到社会广泛关注。

职业声望，实际上就是公众对客观存在的职业等级在主观层而的反应和评定。社会学家很早就在寻找这样一种度量职业层级的指标。20世纪初，美国的学者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在1960年代，美国学者布劳和邓肯的研究表明，人们对职业等级高低的评分，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从事这项职业的人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收入来推断。也就是说，在公众的头脑中，对一个职业的评价主要看这个职业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平，其次看这个职业有钱没钱。

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排行和职业声望的研究是不同的范畴。前者更多的是来自劳动力市场上不同职业的平均价格，后者则是根据一定的职业评价指标来完成的。因此，仅从工资水平不能完全判定职业声望。虽然从人格和法律的地位上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们从事的职业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实际上从事每种职业所需要的劳动技能是不同的，所需要支配的资源也不同。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间的不同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职业是有等级区别的。

那到底是什么影响着职业的等级呢?直观地看，有两个层而。首先是技能。所需技能比较高的职，它的重要程度就高，相对的职业声望也比较高。因此，一般来说，脑力劳动者的职业声望就比体力劳动者的要高。其次是劳动中的支配关系。老板支配着生产资料，因此他职业声望肯定比员工高：管理者支配着普通员工，因此有职权的职业声望一般也比被管理者的高，即便上级在技能上不一定比下级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化出了十大阶层。这些阶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序列?以前很少有人去做，或不敢去面对阶层的等级划分。我们的阶层研究，就是要测量社会资源在各大阶层的占有量，职业声望也作为其中的一个指标。职业是阶层划分的基础，所以职业声望与阶层地位也是挂钩的。当我们看到一个职业的声望时，我们也就看到了社会的资源在这个职业中占据的情况。

我们2001年做的全国社会阶层状况调查中，列举了80种职业让公众打分评价。但是我们的调查结果，教育和收入两个因素对中国职业声望的解释力只有60％多，这和国外比有相当差距。

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除了教育和收入外，权力和单位性质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的职业声望有着重要的影响。你在单位中是不是处于管理职位，你所处的单位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都对职业声望都很有影响。加进了这些因素，对职业声望的解释力一下就上升了，高达80％。这就是中国的职业声望分层与西方社会不同之处。

之所以出现这种中外比较的反差，一方面是因为欧美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对他们的社会成员来说，享受到什么层次的教育，基本上会找那个层次的工作，这个层次的工作收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不管你在哪个地区还是哪个部门。但在国内，职业环境还不是很规范，还不是一个充分化的竞争市场。不同单位、行业的权利和资源差距很大。

前几年，私营企业主的经济收入与其社会地位很不匹配。也有很多企业家挣了钱不敢投资，一个是怕政策变，还有一个是怕仇富的情绪。他们对所处的社会地位不满意，他们对自我地位的评价也明显高于社会对他们的地位评价。另外一个特殊的阶层是工人阶层，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个阶层的职业声望出现了很大的跌落。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调查表明科学家的职业声望是最高的。我一看其实这个调查只在白领内部作评比，有科学家、官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和教师，但是没有工人，隐含着说明工人群体和他们“不可比”。可是不要忘了，在20多年前，我们的干部、知识分子，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国的工人阶级在改革的过程中是作出了最大的奉献和牺牲的。

在社会转型期，职业声望会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化很多时候会导致一些职业声望的失衡现象。有的群体可能教育地位很高，但经济地位不高：有的人也许有钱，但不被社会认可：很多群体都会想，我的辛苦程度是最高的，我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少，但我所得到的劳动报酬和社会地位要差很远很远。这个时候，一个人会觉得自己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声望、权力不对称。在转型社会当中，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我们称之为“群体的相对剥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