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奢示之以俭:胡氏父子的廉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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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曾与胡威谈论起家事，感叹他父亲的清廉，并问他：“你与你父亲相比，谁更清廉？”胡威回答：“我不如父亲。”“我父亲清廉，生怕别人知道，而我的清廉，却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就是我不如父亲的地方。”
胡质、胡威父子二人，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以清廉见称于世。父子二人仕途通达，身居显位，并有卓识，俱有才干，共为循吏，垂范后世，可谓佳话。
清官胡质
东汉以降，社会风气败坏，政治黑暗，奢侈腐败之风盛行。及曹操统一北方，励精图治，提倡节俭。
顾炎武《日知录》十三卷“俭约”条目下记载：“魏武帝时，毛为东曹掾，典选，以俭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毛与崔琰曾经共同为曹操主持选人才的工作，二人所荐的都是清廉正直之人，对于那些徒有盛名，行为止不符合原则的人，一概不予录取。当时，天下士人都以廉洁自律，即使是贵戚、宠臣，也都不敢在车马、服饰等方面过于奢华，足见时风之整肃。
胡质最初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时风熏染，加之自身修养，故而厉行节俭、严格自律。靠自己清正廉洁和勤勉政绩，胡质从曹操当政时不起眼的小吏，一跃成为日后炙手可热的显要。
胡质为官，不但不牟取非分之财，即使是朝廷赏赐的钱财，他都全部用来体恤百姓。《三国志》载，曹丕在位期间，胡质任东莞太守，每次建立军功，得到朝廷赏赐的财物，他都要全部分发给周围的人，而不会拿一点回家。公元250年，胡质病逝时，“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
身居显位，清苦如此，的确难能可贵，令人感叹。其对身外物质的淡泊，对自身清誉的爱惜，是今人无法追步的。
胡氏不仅品行清廉，且治军理政，成就斐然，据史书记载，在其任职之处，形成了“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的富庶局面。其“精良综事”，处事精细全面，善于观察推理，于断决疑案方面颇为擅长。任东莞太守九年，辖区内官吏、百姓安居乐业，将士乐意为之效命。统领青、徐二州军务期间，一边屯田务农，增加粮食储备，一边加强军备，注重军事防守，在任期间，沿海地区平安无战事。
在胡质去世四年后，朝廷追思清廉之士时，考虑到胡质一生为官清廉，体恤民情，特下诏褒奖其清廉品德，并“赐其家钱谷”。
子承父风
《晋书》所载关于胡威的生平，十分简略，但有八字评语：“勤于政术，风化大行。”可见，胡威袭其父之风，勤于政事，注重教化，政绩突出。有故事为证：
胡威从京城去探望远在荆州做刺史的父亲，由于家贫，没有车马童仆相随，只能独自一人骑驴上路。途中每到旅店，都亲自放驴、拾柴、做饭。到了荆州，胡质竟然没有为爱子安排住处，胡威只能在马厩里呆了十来天。
等到胡威动身离开之前，胡质拿出一匹绢，送给儿子做盘缠。胡威则惊讶地问父亲：“大人一向清白，从哪里得到这匹绢呢？”胡质郑重地解释说，这是他节省下的俸禄，送给儿子作为一路上的饭钱，胡威这才收下。
胡质手下有个都督，趁胡威动身之前，借口请假返家，暗中却到百里之外去等候胡威，假装与他结伴而行，一路上对胡威照顾有加，予以资助。
胡威渐渐觉得此人可疑，行了数百里之后，终于设计套出了实情，于是他拒绝与此人继续同行，并把父亲送给自己的绢，作为酬劳付给了都督。
后来胡质得知此事，十分生气，不仅杖责都督一百军棍，而且还将其革了职。这个故事震动了天下人，父子二人清廉、节俭、谨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属罕见，天下少有。
史书载，晋武帝司马炎曾与胡威谈论起家事，感叹他父亲的清廉，并问他：“你与你父亲相比，谁更清廉？”胡威回答：“我不如父亲。”
晋武帝又问：“为什么这样说呢？”胡威道：“我父亲清廉，生怕别人知道，而我的清廉，却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就是我不如父亲的地方。”
从这番对话，我们不仅可以推断出胡氏父子在当时以清廉著称于世的事实，更能看出他们对于清廉所持的态度。
胡威的言辞之间透露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清廉，是为官之人的本分、本色，是职责所在，而不是沽名钓誉的手段和邀功请赏的伎俩。所以，为官之人，不需要条令的约束，不需要他人的褒奖，而应该将清正廉洁内化为自身道德的自觉。
胡质生活的后期，正值魏明帝当政，明帝奢华好色，社会风气开始败坏；胡威则经历了高平陵，目睹了司马氏集团对曹魏势力的血腥镇压。
胡氏父子可谓身处乱世，本可以随波逐流，与世浮沉，但是他们始终严格自律，保持清廉本色，其原因就在于，对于他们父子而言，清正廉洁是内在的道德要求，是自觉的己任，是外部环境不能改变和动摇的内在品质。
胡威不仅承乃父廉洁之风，且秉持公心，反对特权，严以律己。《晋书》载，胡威曾批评晋武帝对臣下过于宽纵，晋武帝说：“对于尚书郎以下的官吏，我从不加以宽免。”胡威说：“我所指的，并不在于丞、郎、令史等中下级官吏，我说的正是像我这样层次的人也不可宽纵，才可以肃清风化，严明法纪。”此等见识与胸襟，此等在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方面的自律，非他人所及，令人感佩！
成由俭、败由奢
晋武帝时，西晋的奢侈之风达到了极端。《晋书・列传三・石崇本传》记载历史上著名的王恺和石崇斗富一事，可谓穷奢极欲，草菅人命。晋武帝非但不加以干涉，反而饶有兴趣地观望，并帮助舅氏王恺与石崇相斗。
《晋书・列传三・何曾本传》记载，丞相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刘毅等人数次劾奏何曾奢侈无度，晋武帝却因为何曾是重臣，一无所问。
统治阶级以奢靡相尚，西晋的社会风气腐败到了极点。如果晋朝的士人、官员及最高统治者，都懂得像胡威一样，用内在的道德规范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历史上怎么会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晋室南迁，晋祚不长，终至灭亡。
奢侈腐化之风盛行，必定是乱世之征，末世之兆。历代励精图治的统治者，都非常注重戒奢，倡导清廉的社会风气，以稳固本朝基业。
宋太祖赵匡胤灭后蜀，将士们缴获蜀主孟昶的夜壶，这件寻常用品竟然用七彩宝石镶嵌，宋太祖叹息说，连溺器都要用宝石镶嵌，那么该用什么储盛粮食呢？国君奢侈糜烂如此，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然后，用力将这件荒唐的宝物摔个粉碎。
宋太祖怒摔夜壶，就是为了告诫众人，奢侈腐败，必致亡国。对于奢侈腐败之风怎样形成和蔓延开来，宋太祖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统治阶级追逐奢华，下层民众就会随之仿效，上行下效，整个社会就会被不良风气笼罩。所以他反对姐姐穿翠鸟羽毛装饰的华丽衣服，他自己坚持乘坐旧銮舆，以勤俭示天下，力戒奢侈，力主勤俭节约之风气。
宋太祖以一国之尊的身份，提倡俭约，形成较为清明的社会风气，从而奠定了大宋基业。
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俭约”一条，有这样一句话：“国奢示之以俭，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盛行生活奢侈的歪风，那么君子和宰相，就必须带头力行俭约，以带动和教化大众。君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宰相，是国家的高层领导。他们对于树立廉洁的社会风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好的社会风气，不是单依靠条令制度的约束就可以树立的，它必须依靠士人和官员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以教化天下民众，才可以牢固树立。官员要以天下为己任，将清正廉洁内化为自身道德的自觉，这才是树立廉洁之风的根本之道。
胡氏父子身居显职，履君子之行，行宰相之事，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
胡氏父子的故事，或许可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那就是成由俭，败由奢，斯之谓也！
（作者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