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长安到宋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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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长安城沿袭汉魏都城建置，推行封闭式的里坊制的城市管理，且达到了顶峰时期；随着社会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里坊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到了北宋东京城，里坊制逐渐的被打破直至解体，为先进的开放式的街市制所取代，从而对城市建筑的形制、规划及时空布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唐长安城；宋东京城；里坊制；街市制；时空布局

引言

长安城是唐朝的首都，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长安城是在隋都大兴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唐长安城的规划总结了汉末邺城、北魏洛阳城和东魏邺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并以纵横相交的棋盘形道路，将其余部分划为108个里坊及市，四周有坊墙，从而分区明确，街道整齐，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理想和要求。

东京是北宋的首都，也可以称得上当时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北宋东京城的前身是唐朝的汴州城，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皆在此建都。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建立北宋，亦把东京作为他的都城。北宋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城市结构发生了变化，官民住宅相间，临街设店，里坊制逐渐被打破直至取消，为街市制所取代。

从唐长安城到北宋东京城，从封闭式的里坊制到开放式的街市制，无论在城市规划及管理方面，还是建筑构造及布局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笔者从空间布局和时间布局两个方面试论之。

1 空间布局

1.1 从坊、市分离到住宅、店铺相间

“坊”是居住区，“市”是商业区。“里坊制”起源于西周，是统治阶级为便于管理都城人民的要求而设立的。里，或称闾里，首见于《尚书•酒诰》：“越百姓里居”。到西汉时，里坊制已趋成熟。当时的长安有160个闾里，“室居栉比，门巷修直”。①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制度更加完善，如北魏洛阳的里坊划分和管理均已超过前代。隋唐长安的坊市制度沿袭汉魏以来体制，达到了鼎盛阶段。在城市结构上，里坊整齐划一，“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②到五代以后，坊市制度趋于崩溃，北宋东京城坊市制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街市制。

唐长安城有南北并列的十四条大街和东西平行的十一条大街，《长安志》载：“郭中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用这些街道将全长安城划分为108个里坊和东、西市。（图一）坊市周围都用高大的夯土墙包围，四向开门，实行的是传统的严格坊市分离制度，一般居民与中下级官僚均不得临街开门，实际上是一座座小城安放在大城之内，形成大城套小城的格局，是一种封建堡垒式的封闭型城市。东西两个市，每市约占两个坊的面积，这说明城市的交易区是非常狭小的，这是当时城市经济不甚发达的表现。

而北宋东京城则逐渐打破了唐长安城封闭的里坊制，坊墙被打破，出现了繁华的大街小巷，首开我国古代开敞式城市的先河。（图二）宋代的东京，自后周世宗拓宽街道开始，临街的坊墙已被拆掉，允许人户临街修盖凉棚、起楼阁，实际上就是准许临街开店、面街而居。坊墙既已破坏，人户沿街贸易，坊、市分离的格局已逐渐结束，变为坊、市合一，交易区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变成一个敞开型的封建商业城市。住宅和店铺、作坊建筑相间各街道。随着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商贩摊点到处拥挤不堪。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侵街”的现象比较普遍。“侵街”，简言之就是“侵占街道”。据《资治通鉴》卷二九二记载：“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由此可见，开封旧城内民居侵街现象非常严重。“侵街”势头发展迅猛，且多权贵所为，给市政管理增加了难度。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二月，“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门侯谢德权广之。德权即受诏，则先毁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今无得侵占”③。整顿先从权贵下手，拆除侵街房屋，恢复旧有的禁鼓昏晓制度，并树立表木，作为道路“红线”，严禁建筑越位。但是，在这之后，侵街行为并未结束。为此，宋政府多次下诏进行整治。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属严冬，宣俟春月。”④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⑤而到了徽宗崇宁年间，政府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兴建，形成了街市。我们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街建筑鳞次栉比，这应是多年“侵街”的产物。

1.2 从东、西二市到“自由市”

唐长安城的贸易市场集中在位于皇城左右稍南的东、西二市。东西二市对称布置在中央干道朱雀大街的两侧，居东西两部分居住坊里的中心地带。市的周围与里坊一样用墙垣围绕，四向开门，早晚定时启闭。因此，市场规模及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和限制。而北宋东京城随着里坊及市场的围墙的拆除，形成所谓的“自由市”。如《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载：“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祆庙斜街、州北瓦子。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曰十余里。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⑥定期和不定期的商业市场众多，专业性市街与综合性的市街相间，市肆与住宅区混杂，在街道两旁还建造有大量的店铺和作坊。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一窥东京城商业市场的盛况。（图三）

1.3 从低层建筑到高层建筑

唐长安城除宫城、皇城外，被划分为108个里坊和市，这些里坊里就是民居住宅区和一些寺观和少数官署建筑。唐政府为了维护里坊的严密性和整齐些，，对建筑的高度有着严格的规定，如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六月，敕：“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视人家，勒百日内毁拆”。⑦又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六月，敕：“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⑧应该说唐长安城里坊里的建筑大都较低或多是一层建筑。而北宋东京城，坊墙被打破，由于经济的繁荣，人口稠密，房屋拥挤，造成大量的民居住宅和店铺、作坊临街而建或是建造成高层建筑。所谓“三楼相高，五楼相向”、“屋宇雄壮，门面广阔”。特别是到了北宋末期，城内楼阁型建筑屡见不鲜，特别是酒楼、邸店、茶坊等商业性楼阁普遍出现。对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颇多。如旧曹门朱家桥以东牛行街的“看牛楼酒店”，土市子以北马行街的“庄楼”，马行街向北的“时楼”等。就“酒店”而言，“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⑨尤其是皇城东角楼以东的“白矾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⑩另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的“孙羊正店”是我们认识东京城酒楼的形象资料。（图四）

2 时间布局

2.1 从只有“白市”到“白市”、“夜市”皆开

唐长安城东、西二市的坊门和住宅区的坊门一样，是定时开启的，只有白天开门，才能进行市场贸易，我们姑且称之为“白市”。文献中记载：“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⑾而北宋东京城里坊和市场围墙被拆除，不存在坊门定时开启的问题。布满大街小巷的商店、摊贩营业时间不受限制，白天、晚上都可以开门营业，有“白市”，也有“夜市”。

2.2 从“宵禁”到“夜市”

“宵禁”就是禁止夜间的活动，是中国古代官方禁止一般人夜间在外活动的一种制度。中国历史上从周代、汉代直至隋代都有宵禁制度。由执金吾负责宵禁，晓瞑传呼，以禁夜行。唐长安城承隋实行宵禁制度，城门、坊门入夜关闭，夜间禁止上街，只在正月十五和一些特殊的节日，才能上街玩乐。唐朝的《宫卫令》规定：每天晚上衙门的漏刻“昼刻”已尽，就擂响六百下“闭门鼓”；每天早上五更三点后，就擂响四百下“开门鼓”。凡是在“闭门鼓”后、“开门鼓”前在城里大街上无故行走的，就触犯“犯夜”罪名，要笞打二十下。如果是为官府送信之类的公事，或是为了婚丧吉凶以及疾病买药请医的私事，才可以得到街道巡逻者的同意后行走，但不得出城。 到了北宋，随着坊市制被打破，逐渐取消了宵禁的命令。东京城出现了众多供市民夜间活动的场所，从而改变了“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模式。大众化的夜间活动场所就是“夜市”。如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四月下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⑿当时东京城内有两处较大的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⒀二是马行街夜市。“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段家物、石逢巴子；南食则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⒁可见，东京的夜市食客众多，热闹非凡，一派繁荣景象。

3 结语

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主要是体现了帝王的意志，但城市的实际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经济客观规律的，也是不能背离城市居民生活的要求和愿望。唐长安城里坊制的建制是反映帝王意志的典型，其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是强化上层建筑对于城市的管制。而北宋东京城的坊市制缘于商旅的增加，城市经济的扩大，适应了时展的需要，符合了更广大人民的愿望，从而才能更有利地推动了商品经济和社会向前发展，其留给后世的也就是一个人性、合理的城市建筑格局。

唐长安城与北宋东京城是我国古代城市中两个重要且有代表性的都城。它们的规划布局对以后的都城有很大的影响，对这两个城市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了解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脉络，还可以对一些古代城市建设史的深层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注 释：

[1]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6页。

[2]清•曹寅等编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041页。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430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986页。

[6]宋•孟元老著 姜汉椿译注：《东京梦华录全译》卷三《马行街铺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五代•王溥：《唐会要》卷五九《工部尚书》。

[8]五代•王溥：《唐会要》卷三一《杂录》。

[9]宋•孟元老著 姜汉椿译注：《东京梦华录全译》卷二《酒楼》，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宋•孟元老著 姜汉椿译注：《东京梦华录全译》卷二《酒楼》，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唐•张九龄：《唐六典》卷二十，中华书局1992年版。

[1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

[13]宋•孟元老著 姜汉椿译注：《东京梦华录全译》卷二《州桥夜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宋•孟元老著 姜汉椿译注：《东京梦华录全译》卷三《马行街铺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1]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

[2]董鉴泓：《隋唐长安城与北宋东京（汴梁）城的比较研究》，《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年9月。

[3]李合群：《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以唐长安与宋东京为例》，《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4]秦媛园：《看“坊”、“市”变迁》，《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