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求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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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人公杨荣恩，1921年出生在湖北省老河口市一个贫民家庭，抗战时期为了求学报国，流亡辗转6年，演绎了一连串不平凡的感人故事。本文根据杨荣恩本人口述，张香玉整理而成。

朦胧求知欲

1921年，我出生在湖北省老河口市。我虽是个女孩子，却天生胆大贪玩儿，小时候对读书并没有多大兴趣，由于父亲是个孤儿，自小被教会收养长大，与教会比较熟悉，所以我从小也被父亲送进了老河口教会主办的培德女子学校读书。到我十几岁的时候，思想仍然不很开窍，虽然读了一些书，学了一些知识，但仍不知道读书为什么，也不懂得读书救国的道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山东的许多大中学生因为反对韩复榘的不抵抗政策而纷纷被赶了出来，其中有一批学生流亡到了我们老河口，那时，这批学生就住在我所在的培德女子学校。她们来到老河口后，仍在不停地宣传抗日，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韩复榘”等口号。记得有一个叫徐德贞的流亡学生，见我比较大胆，思想也比较解放，就多次劝我与她们一起去抗日救国。她说：我今年18岁，我永远都是18岁。她这话的意思，一是说她爱国的心永远年轻，有朝气；二是说为了抗日救国，她宁愿去死，永远是18岁。流亡学生在老河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便又向四川流亡，临走时徐德贞劝我与她们一起去，但我当时没有答应。后来她们到四川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过来，仍然劝我参加抗日运动。我那时十六七岁，虽然对革命对抗日还没有多少认识，但徐德贞她们身上的一腔热血，却似乎朦朦胧胧地唤醒了我某种求知的欲望。我思量，徐德贞她们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大，却那么有学问，懂得那么多道理，而我却什么也不懂，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没有知识，我将来凭什么本事去抗日救国呢？从此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了。

赶考襄阳城

大概是1937年秋天，我父亲在老河口张集老家不幸患上了伤寒病，终日躺在家里不能动，而我母亲恰恰在那期间又坐月子，行动也不方便。母亲生了个小弟弟，不幸这个小弟弟生下没几天，就得破伤风夭亡了。父亲那时正发着高烧，迷迷糊糊地嚷着要我那个小弟弟，闹得不行，老家里的人便把一个枕头塞给父亲，说：抱着吧，这就是你的小儿子。父亲便紧紧抱着枕头哄起来，也不再嚷叫了。我看着父亲那痛苦的样子，心里难过到了极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点忙也帮不上，我想我要是个医生多好呀，那我就可以马上给父亲治好病，也不会让母亲刚生下的小弟弟死去了。从那时起，我突然有了想学医的渴望。

后来，我们家把父亲送到老河口福民医院（当时老河口最大的医院，主要是西医，就是现在老河口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治疗，才把父亲的病治好。但从此在我心里埋下了学医的思想种子，我暗想，我将来一定要做个医生，要治好所有病人的病，不要让一个病人死去。

读完老河口培德女子学校，我又辗转到湖北郧阳等地读了一年多时间，但一直没有学到自己喜爱的专业。到1941年，听说湖北同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在襄阳（如今的襄樊市）招考医护学生，我兴奋异常，赶紧回去跟我父亲说，我要去考这个学校。父亲当时虽然嘴上答应，但又告诉我说，家里并没有太多的钱供我去读书。我便央求父亲到老河口求熟人筹借。父亲见我决心很大，就带我到老河口福民医院，找到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医生康润田，求康医生给了一些资助，总算勉强凑了些路费。

到襄阳赴考的前一天，康医生又帮我找了一条木船，请人送我去襄阳。那时老河口的水路很发达，无论载人或载货，沿着汉江走水路要比走陆路方便得多。木船划行起来是很慢的，送我的船只摇摇晃晃地紧赶慢赶，在水上走了一天，也没有到达襄阳；当晚只好停下来上岸住了一晚，第二天才赶到。等我赶到学校时，人家上午一门功课已经考完了。怎么办呢？

当时襄阳同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的校长叫蔡培华，我也顾不了许多了，马上就找到蔡校长，说明缘由，并提出给我一次补考的机会，蔡校长想了想，答应了，当天中午就安排我进行了补考，从下午开始再接着考其他学科。

成绩出来后，我终于被录取了，但按照学校的规定，录取后的前3个月，只能算作预科生，还不能算正式学生，预科期满测试合格后，人家才要你，你才能算正式学生，要是3个月下来测试不合格，人家还是不要你。

这3个月预科，主要不是上课，而是在襄阳同济医院病房里干杂事，洗尿盆、给医生跑腿等等什么都干。记得3个月期满时，有一天一个医生突然要我去拿一瓶打点滴的盐水钾，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正式学习药物知识，我当时还不知道盐水钾是什么东西，但凭直觉，我猜测可能是打点滴用的药物。我便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去找，最后在一个重危病房找到这种药。我把那个写有盐水钾的吊瓶提过去，那个医生看后高兴地笑了，夸我聪明，长心眼。后来才知道，那次就是预科生转正式生的一次测试。我合格了。

学业中途散

转眼到了1944年，我的学业完成了大半，眼看着再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日寇大举入侵，湖北的战事更加吃紧，襄阳的许多机关团体纷纷外迁或临时解散，我们学校也不得不宣布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天到晚人心惶惶，魂不守舍，对前途一片迷茫，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所幸的是，学校为了证明学生们半途而废的学业，为我们每一个学生开出了一份学业证明信，让愿意继续求学的学生自行到后方找别的学校去续读。这样，大家各奔前程，很多人卷起铺盖回家，放弃了学业，有的流亡到后方找工作去了。我当时一心只想着还要学习，便随了一部分学生流亡到陕西安康，希望在那里能找到新的学校就读，可是到了安康之后，那里一天到晚也是乱糟糟的，根本没法读书，我想老这样混下去咋行呢？一定要找到一所新的学校读书才对呀！

这时我想到了我的姨妈

我姨妈叫邰桂玲，早年毕业于上海仁济医院（属教会办的医院）护士学校，后来还在老河口福民医院做过护士长，抗战爆发后又辗转到了四川成都华西坝一个医疗机构供职。听说当时南京的协和医院、山东的齐鲁医院等几个大型的医疗机构都迁移集中在成都华西坝，而且这些机构基本都下设有医护学校，如果到那里去，找姨妈帮忙，我想应该能够找到一所安静的学校读书的。

可是我一个人是没法成行的。要成行最好就是找同学结伴而行，我便动员我的一些同学，劝说她们与我一起到四川。我说我姨妈在那里如何如何，去后一定可以有学校读书的，最后总算说动了3个同学，她们在作了认真思考后，答应与我一同前往四川读书。于是说走就走，我们都来不及给家里说一声，就急切地踏上了一条千里求学之路。

流亡到四川

这3个同学的名字，分别叫金名光、杜守芳、徐良能。我们4个女孩子，背着简单的行李，从安康出发，逆汉水而上，翻越秦岭，磕磕绊绊地向四川流亡。

一路上，让人伤心气愤的是，向陕西、四川等大后方转移的，除了我们这些流亡的学生以及一些难民外，竟然还有穿着军装的中央军。他们大搬家一样挑着坛坛罐罐等家什，也急匆匆地向后方逃窜。看到他们这种行为，我们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指着他们骂道：日本正在打我们，你们作为军人不去打日本鬼子，却挑着自家的东西朝后方逃，国家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们这些人造成的，你们还算军人吗？谁知这些穿军装的挑夫听了我们的骂声，也很委屈，一脸苦相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呀，这些都是当官的东西，我们哪里是军人呀，是他们抓我们来给他们挑东西的，还叫我们穿上这身衣裳，我们不挑他们就打，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听到这些，我们越发的气愤伤心，原来那些军官，是在用这种零打零敲的方式向后方转移自己的家财呀！国难当头，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呀！

快要走出陕西、进入一片荒凉空寂地带的时候，荒原上突然窜出一头骆驼，吼叫着发疯一般不停地奔跑，我们不知什么原因，问路边的难民；回答说，这是一头母骆驼，一般这种情况，多是它的孩子死掉了，它是因为伤心痛苦而狂叫狂奔呀。听到此，我们4个女孩子不知怎么的就流出了眼泪，国破家亡，骆驼的命运竟也如同我们人的命运一样悲惨可怜呀！

不知走了多少天，我们一个个都累得快不行了，这时遇到一辆进川的货运车。我们好说歹说，求师傅给我们带一段，师傅开始也不答应，但见我们是流亡的学生，可怜巴巴的，便答应带上我们。车上货物装得满满的，实在没有位置坐，我们只好高高地悬坐在装满货物的车厢顶上，摇摇晃晃地向前行驶。

搭车虽然省了我们不少力气，但同时又多了许多危险。过了广元以后，也不知是谁的原因，我们坐的这辆汽车，在一个拐弯处与对面开过来的一辆大货车相撞了，我们差点从车上摔下去。幸亏我们提前看到了对面汽车，早已死死抓住了车上的绳子，要不然我们几个就完蛋了。我们坐的那辆车的前灯撞了个稀烂，但还能开动。当汽车翻过秦岭大山，刚驶入平地，又听嘭地一声，汽车的中梁又断了。幸亏开到了平地上，如果再早半个小时，汽车还在下坡行驶的话，那我们连人带车肯定完了，非一头栽到山崖里不可。这也是老天保佑，算我们命大，到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成都梦难圆

千辛万苦地奔波了大概两个多月，我们4人终于到达了成都华西坝。我找到姨妈，求她给我们找个学校读书。姨妈说，正好，南京护理学会也迁在华西坝，那个学会的理事长叫聂玉婵，她认识，不如就去找一找这个聂理事长。

一听姨妈这话，我们4人欢喜不已，心想幸亏我们来了，原来这里这么好找学上呀。于是我们4人与我姨妈一道就去见了聂玉婵。我们满怀极大的希望而去，谁知见了聂玉婵后，她说她们那儿的护士学校确是有个毕业班，但已经满员了，不能再插生了。我们一听都急了，便赶紧苦苦求情，说我们大老远跑来，如何如何的艰辛不易，求聂理事长一定要想办法帮帮我们。最后聂理事长把我和我姨妈拉到一边说，这么多人，实在不好插斑，要插她可以考虑把我一个人插到学校去。我一听，当即回绝说：那不行，我们一起来的，而且还是我把她们带出来的，我绝不能把她们扔下不管，要插都插，我的3个同学若不能插，那我也不插。最后聂玉婵说，那实在对不起，连一个都不易，4个更不好办。结果，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求学，就这样失败了。接下来可咋办？

辗转到重庆

我们只好先在成都住下来，当时我们住在东城根街，每天四下出去求人找学校，但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们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知道下一步将何去何从。当时，大家对自己的前途简直失望到了极点。一天，正在我们愁眉不展的时候，同行的一个同学（记不清是谁了）突然想起来说，她好像有一个姑丈在重庆中央医院里工作，不如到那里去找找看。我们像是在无边的大海里突然找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4人一致同意，而且当即动身往重庆赶去。

到了重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位同学的姑丈，求他让我们4人在借读。但是这位同学的姑丈却无论如何都不答应，不仅不答应，还说现在战乱时期，国难当头，女孩子家的，还有心思读书？不如趁早回去算了，免得家里父母担心。弄得我们一个个失望至极。

就在我们再次陷于绝境之时，新的转机又出现了。在重庆流浪了好多天，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学校就读，但有一天在街上却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一个外国人，大家都叫她项小姐。项小姐是一个洋教师，曾在襄阳同济医院教过书，在襄阳时我们都认识她，没想到项小姐现在也到了重庆。

当项小姐弄明白了我们4人的求学心思后，当即答应愿帮忙为我们介绍一所学校读书，这所学校也是教会上办的一个学校，但不在重庆，而在四川阆中，离重庆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学校的名称叫阆中仁济医院护士学校。

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只要有学上，距离算得了什么呢？再远我们也要去呀！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

临行前，项小姐为我们写了一封推荐信，还为我们一人请了一个滑杆给我们坐，我们千恩万谢，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离开了重庆，向阆中奔去。

借读在阆中

走了20多天，我们还算顺利地来到了阆中，找到了阆中仁济医院护士学校，也找到了这个学校的校长李绍秀。我们把项小姐的推荐信给她看，李绍秀校长看了介绍信，很是同情，但她为难地说，你们是毕业班学生，可我们这里是个新办的学校，没有毕业班，没法插班就读呀！这一说，把我们4人的心一下子又说凉了――这可怎么是好呀？

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几个月来，我们已经个个都折腾得身心交瘁，如果这里再不能收留，那实在没法再支撑下去了。3个同学是我带出来的，我得为她们负责，最后我大胆向李绍秀校长提出来，我们大老远来了，也无路可走了，能不能为我们4个人在学校成立一个借读班？我们可以一边在这里借读，一边为医院做事。李校长说：还从没有过这种先例，不过，可以商量商量再给你们个回话。

我们焦急地等了一天，最后校方开了个会，终于决定，收留我们在阆中医院护士学校借读。为我们4个流亡学生专门成立了一个借读班。这样我们一边在校读书，一边在医院妇产科上班做事，总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

在阆中的那段日子，总起来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与大家熟悉之后，同事们对我们都很好，大家都有一种同病相怜和患难与共的感觉，特别是校长李绍秀，对我们更是关怀有加，像个长辈一样。1944年12月15日，我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要手术。按规定，手术须要家长签字才可以，可我背井离乡，哪有家长在身边？当时李校长便义不容辞地走出来，以家长的名义，为我签字手术，至今想到这些，我仍对李校长感激不尽。在我们的心里，她就是我们的长辈，家长，母亲，恩人。可如今我已经没法报答她了。

到第二年的8月，有一天，我们正在医院上班，突然听到外面噼噼啪啪响起了鞭炮声，同时伴随着人们激动的欢呼声。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出来，一问，说是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哗的一下，我们的眼泪就下来了，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是真的。我们流着热泪迅速加入到了欢腾的人群里，4个同学控制不住地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起来。那真是一个叫人终生难忘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

战后急返乡

不久，我们就准备动身回湖北襄阳，不仅是因为思乡心切，主要是听说胜利之后，襄阳的同济护士学校又复校了。我们要赶回襄阳继续自己未完成的学业。

临行前，阆中护校的同事们与我们依依惜别，考虑到我们缺少路费，大家纷纷解囊，你一块我两块地凑钱给我们，让我们四个同学很是感动。可以说，在外漂流这几年，如果不是处处遇着好人的帮助，我们很难想象结果会是个什么样子，很难想象我们还能不能安全地回到家乡。

含泪告别阆中护校的师生们，我们从阆中坐上一条大船，顺嘉陵江而下。船离开阆中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这条船上很乱，且船上的人大都是一些男人，有些看上去还有点不怀好意的样子。我们几个女孩子明显处于弱势，于是无形中都警觉了起来，心理上更有了几分的害怕；尤其到了晚上，我们更加担心，不敢放心地睡觉，只好轮流值班似的，你睡一会儿，我睡一会儿，这样警惕地过夜。

但是过了两天，我们逐渐发现，这只船上的不少男人，特别是那些摇橹的船工，每到午后，一个个都抱着肩膀发起抖来。我们以职业的敏感，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得了打摆子，也就是医学上说的疟疾。我们发现，虽然他们患有病，但几天来都一直抗着，得不到医治。我想，正好我们从阆中离开时，身上备的有一些常用西药，这不正是医治他们的一个好时机吗？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可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变被动为主动，还能争取他们给我们以保护。岂不是两全其美？

就这样，我们拿出随身带的金鸡纳药片，定时发给他们服用。两天后，他们果然不再发烧颤抖了，他们的疟疾被治好了！从此我们与那些患者以及船上其他的人都逐渐和谐了起来，包括船老板也对我们表示出十分的友好态度，一路上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会欺负我们了，晚上可以放心地睡安稳觉了。

一天晚上，船到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口处的河川，船老板连同船上其他的人，为了表示对我们4人的感谢，一致表示要请我们上岸看电影。我们推辞不掉，便接受了他们的好意。我记得，那晚我们看的电影的名字叫《夜半歌声》。

终圆学业梦

从阆中到重庆，行船一共走了18天，到重庆后遇上逃难回家的人很多，我们挤不上船，便改乘汽车回武汉，从武汉回到襄阳。

当我们回到离别了3年之久的襄阳同济医院护士学校的时候，已是1945年的年底，我们那一届的学生早已离校毕业了。我们问校方，那我们怎么办，学校说，要学完全部学业，只有跟下一届的学生一起再读，到时候参加学校统一考试，合格后才能毕业。我那3个同学一听，一下子泄气了，她们表示已经不想再读了，便放弃了留校续读。而我又坚持留校续读，最终读完了全部课程，参加了湖北襄阳同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第17届毕业班的统一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毕业。这一年是1947年。

我这个学业完成得可真是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