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悲剧:关于德莱塞的文学创作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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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德莱塞是20世纪初美国文坛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出版于1900年的《嘉莉妹妹》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不但具有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也标志着美国文学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德莱塞是与美国文学传统说分手的第一人。虽然这部自然主义开山之作受到当时文学评论界与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与指责，但时间却最终证明了《嘉莉妹妹》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正是这种勇气与探索精神为德莱塞赢得了美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德莱塞出身贫寒，他曾向友人回忆，“在十一月、十二月里，我脚上没有鞋子穿，赤着脚走路。我亲眼目睹我亲爱的妈妈吃尽辛酸――担惊受怕得几乎痛不欲生”。由于家庭的困窘，德莱塞的童年与少年时期受尽颠沛流离之苦，15岁便独自来到芝加哥求生存。艰难的底层生活与后来的记者生涯，使德莱塞有机会对美国社会的现实进行全面的洞察，进而产生极为深刻的感悟与体验。“这些观察已深入细致地渗透在整个叙述中。没有人像德莱塞那样，在作品中写进了那么多关于美国的各种制度的知识：企业的结构、工厂的窒息的人的节奏、大旅馆内部的层层阶梯、扑朔迷离的城市政治制度、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地位的排列。”正是基于这些人生的历练，其作品读起来才会“叫人痛苦得难以忍受”，那字里行间所构筑起的世界才会真实得令人惊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莱塞的很多作品都透射出一种浓重的悲剧意识，并成为其文学创作的主基调。本文从个体与环境的分裂、精神世界的孤独与迷惘、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三个方面探讨德莱塞关于人的悲剧的文学创作主题。

一

悲剧性自古是西方文学领域中最受关注的思想主题，是西方文学的标志性特点，其所指的悲剧是对不能把握事物的抗争，这种抗争是有形的、具有更强烈的矛盾冲突和敌对性。它通常以主人公自身的毁灭为最终结局。悲剧所传达的深切的痛苦、顽强的抗争精神和死亡意识都能够带给读者巨大的心灵震撼，因此而难忘，发人深省。德莱塞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性也极为突出地体现在人与环境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上。

德莱塞笔下的主人公多是生存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物。作者总是将这些小人物置于残酷的现实环境之中，表现他们为生存而展开的不懈挣扎。德莱塞所处的年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金钱逐渐取代阶级出身而成为评价人的标准后，带来了一种表面的人人平等，即只要肯付出努力，小人物也能成为富翁，受到社会的尊重。在这一欲望的驱使之下，无数心怀“美国梦”的异乡客蜂拥来到美国繁华的大都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与财富。德莱塞笔下的嘉莉、珍妮、佛兰克・柯帕乌等正是这些芸芸众生的缩影与真实写照。然而，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与拼搏，等待他们的命运却不尽如人意。嘉莉虽然实现了事业上的飞黄腾达，精神世界却变得迷茫与空虚；珍妮姑娘的勤劳、善良与坚韧没能让她摆脱孤独与被鄙夷的地位，最终距离自己所渴望的幸福越来越远：佛兰克・柯帕乌更是在商场中几经沉浮，却只换来一贫如洗的结局。可见，美国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黄金国度。

《珍妮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向往着富足的生活和完满的爱情。由于家境的贫寒所迫，珍妮委身于年长自己很多的议员白兰德。但命运弄人，珍妮未等到与其结婚，白兰德便不幸病故。私生女是这个男人留给珍妮的唯一“财产”。珍妮为了家人而委曲求全，非但没能得到理解，更是被暴躁的父亲赶出家门，被社会鄙视为“堕落”和“不洁”的女人，为从前的生活环境所不容。珍妮与其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雷斯脱建立同居关系也同样是迫于生存，这使她的社会身份更加模糊与卑微。虽然珍妮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为雷斯脱毫无保留地付出着，但依然无法与之迈入婚姻的殿堂。贫贱的出身和“不名誉”的历史自始至终都是珍妮无法摆脱的“污点”。她终于认识到“她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污烂女子，简直是街上的货色”，而“她的一生也是彻底的失败了”。环境作为一种强大的与个体渴望相悖的外部力量，毫无悬念地判定了人的悲剧性结局。

此外，在《珍妮姑娘》中，白兰德与雷斯脱这两位男性也同样是社会环境的牺牲品。他们虽然物质上富足，社会地位也受人尊敬，但仍难以对抗社会的宗法道德观念。白兰德一心追求事业与社会地位，年过半百却仍独身一人，在被珍妮的美貌与纯洁深深吸引着的同时，他也不断地考虑着与珍妮共同生活将要遭遇到怎样的社会压力。白兰德的意外病故使其没有机会领略社会的这一残酷性，而雷斯脱却对此深有体会。他虽然具有新思想，在选择个人生活方式上不拘泥于传统观念，但仍然不能给珍妮一个完满的婚姻。因为雷斯脱对珍妮的爱情是社会环境所不能容许的。他的“执迷不悟”只会令其原有的社会地位丧失，物质生活变得匮乏。

人的正当需求受现实社会环境的限制而无法实现，便发生了人与社会的对立与冲突。德莱塞笔下的主人公许多与珍妮姑娘一样有着坚强的品质和顽强的抗争精神，但这些故事的结局都毫无例外地以人的失败而告终。若更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德莱塞的小说中，个体与环境的分裂与冲突的实质是个体以理性出发而付诸的行为与社会的非理性之间的矛盾。个体认为世界是按照一定逻辑运行着的。人因为相信“天理”，内心便对社会有个无形的契约，即个人只要肯努力便能够获得财富；只要肯付出便可以收获爱情。但事实上，社会给个体提供的这个环境毫无理性可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问过程而只论结果，主宰个体命运的是一系列不可捉摸的偶然与巧合。自由、平等与民主只是虚伪的摆设。社会律例与观念不是为了建构社会的秩序，反而是为了维护其本质上的无秩序。因此，德莱塞曾不无感慨地说：“我总是拥护那样一种社会制度，能让人们――那些纵然卑微，却肯干的人们有好日子过。”由此可见，人的悲剧首先就在于：人所建构的社会，反过来对人的压抑与对立。

二

德莱塞作品中人与环境的分裂所导致的悲剧一方面体现在个体社会地位被剥夺或丧失，回归一贫如洗的从前，甚至在无尽的欲望中丧命，如《天才》中的尤金・威特拉、《美国悲剧》中的克莱德等人物，他们都曾经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欲望的驱使下挣扎在城市――这座残酷的钢铁丛林之中。他们都曾显赫一时、身居高位，但最终还是从高处重重地跌落，终究被奔腾喧扰的社会激流席卷而去；另一方面，德莱塞笔下的悲剧性人物也有实现事业飞黄腾达，前途无可限量的“成功”人士，嘉莉妹妹便是典型的例证。但事实上嘉莉也同样是个典型的悲剧性人物：在环境与欲望双重挟裹之下，精神世界的孤独与迷茫。这是德莱塞小说主人公无一例外的悲剧性命运，是更深层次的悲剧。

首先，精神世界的孤独与迷茫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精神的隔绝状态。在《珍妮姑娘》中，珍妮对家人的爱与付出使自己失去了追求幸福的权利，其行为令所谓的文明社会所不齿。家人不但没能给予其关怀与支持，反而在精神上遗弃了她，那些上流社会的女性更是视珍妮为卑贱的人。珍妮不但丧失了正常的社会交往权利，更是成为她者嘲讽与非议的对象。雷斯脱也是如此。他迷恋于珍妮的美貌、纯洁与温顺。但当他的社会地位与珍妮之间发生冲突后，他几乎没有犹豫地选择放弃后者，只是在选择方式上内心一直踌躇不决。因此，在精神上，两人也是隔绝的。雷斯脱没能担负起珍妮的信任与笃爱，反而带给她无尽的焦虑与失望。

《嘉莉妹妹》中的女主人公与珍妮的思想性格有着很大的不同，她善于利用自己的美貌换取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当初只身来到大城市，会为拿到20美元而兴奋不已的贫苦女孩儿，最终成为身居豪华宾馆，收入丰厚的百老汇当红女星。虽然嘉莉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但她的精神世界也同样是孤独和迷茫的。在嘉莉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利用和某种交换关系，而没有真实的情感与真诚的沟通，而那些对她友好的人，也仅仅只是贪恋她的美貌与财富。因此，她虽然拥有了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却感到寂寞，没有事做得时候，她就坐在摇椅里低吟着，梦想着”。

其次，精神世界的迷茫与孤独源自于个体在生活中生存意义的逐渐丧失。而当人意识到这种境况时，便是悲剧的开始。它主要体现为人的主体性丧失，特别是生活选择权的丧失。德莱塞笔下的人物的命运都无不受到欲望与环境的摆布，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和争取个人的生活方式。嘉莉在来到大城市的第一天，便被物质世界的光鲜外表所迷惑。当她终于成功地拥有了华丽的衣着与优雅的环境，却发现她所渴望的并不是这些，而只是“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可时间证明它们并没有真正代表她想要的东西”。嘉莉曾经为了实现这些她至今仍看不清的目标而出卖自己的美貌与爱情，抛弃了曾经单纯与多情的另一个真实的、有灵魂的自己。这其实便是向社会妥协的结果，是主体无偿交出自我而去换取身外之物的结果。

康德曾经指出：“人生需要弄懂这三个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该付诸怎样的行为？我的期望如何？”德莱塞小说中的人物，物质与社会地位上的成功令人陷入迷惘，陷入“人心盲目的挣扎”；失败者则陷入梦想的毁灭，即使他们付出再多的努力，挣扎得再久也永远无法到达所渴望的彼岸。无论悲剧的主人公本性如何善良，所遇多么幸运，他都被一种无法捉摸、不能拒绝的力量控制着、选择着、毁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