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流放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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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于困境的卡夫卡和他的创作
美国大诗人奥登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确实，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出生于奥地利犹太商人家庭，他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存在于一个全面的困境中。在家庭关系中，他是困境的儿子，面对着性格粗暴、如同暴君的父亲；在自身健康上，他是困境的患者，从小体弱多病，最终死于结核病；在爱情婚姻上，他是困境的男人，三次订婚，三次退婚，终身没有结婚；在社会关系上，他是困境的犹太人，没有属于他种族的天堂。尽管后来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生前却默默无闻，孤独奋斗。终其一生卡夫卡都忧郁敏感、孤独悲观，没有一种归属感。所以卡夫卡的世界里追寻的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暴、专制，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能干的年轻人，但结果是适得其反，“我在自己的家里，在那些最好，最亲的人中间，感觉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他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所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卡夫卡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是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其作品主题曲折晦涩，情节支离破碎，思路不连贯，跳跃性很大，语言的象征意义很强，这给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卡夫卡的作品难读，连母语是德语的读者也觉得读懂这些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那独到的认识、深刻的批判和入木三分的描写，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卡夫卡是表现主义作家中创作上最有成就者。他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主要时期在一战前后，当时经济萧条、人民穷困，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他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采用寓言体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卡夫卡笔下描写的都是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孤独、迷惘，遭受压迫而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看到他为我们描绘出的一幅幅画卷我们会感到一阵阵震惊和恐惧，因为他仿佛在为人类的明天敲起阵阵急促的警钟，他为人类的未来担忧。卡夫卡的创作抓住了一种可能性，解读了对于未来的预言。他在扑朔迷离的情节和荒诞无稽的场景里，为现代人的困惑与挣扎做了一个最好的解构。
卡夫卡的人生经历，让他的文学创作深深沁入了孤独的因素，现代社会的孤岛理论在卡夫卡的文章时常出现。《在流放地》继承了卡夫卡敏感的对于现代社会的触觉。这是一个孤独社会的小说，是一个关于机器文明时代的小说，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是一个上帝和绝对权威的小说，是一个没有选择权的人的小说，是一个现代文明下诞生的孤岛社会的小说。这是一篇带有自传性的寓言作品：流放地的一名军官向一位来考察的外国旅行者详细介绍了一件罕见的刑具和奇异的行刑过程；军官料想新指挥官会借机废止这一制度，当他获知旅行者不肯站在自己这边时，他自己接受了刑罚并最终与机器一同毁灭；旅行者参观了前指挥官的墓碑后，匆匆离开了流放地。
从平实而冷峻的文字里，卡夫卡又一次从现实主义的精确描述中把我们带到一个荒诞的世界，又从荒诞中去感知现实世界；他像军官一样以极大的勇气自我判决、自我惩罚，以示对信仰的虔诚；以体验死亡的仪式惊醒世人。主人公由被妹妹的判决、父亲的判决、法庭的判决拓展到上帝的判决，而这些无疑都是主人公那内在的自我判决，也是作者始终保持自省意识的体现，从而把我们由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
前任指挥官死了（上帝死了），他留下了神圣的教义和带有福音的机器。作为继承人的旧军官，他为能亲自操作这架机器而无比自豪，更为那些上帝的罪人能在这机器上获得新生无比荣幸：他清楚地记得老指挥官在世处决犯人时“山谷里人山人海”的狂热场面，那一天，“我们是怎样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受刑人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光彩！我们的脸颊沐浴在这终于来临，却已在消逝的正义的光辉之中！”而今上帝已死，狂热不再，就连流放地的人们对现在的处决仪式也不屑一顾了。尽管如此，虔诚的军官对指挥官的信仰却始终如一。在军官看来，犯人在接受上帝审判的时候，无须告知其罪行，因为在神奇的机器上，“他会亲身体验到的”；也无须辩护程序，因为犯人“根本就没有替自己辩护的机会”；更无须调查取证，因为在上帝面前，犯人的“罪责无可置疑”。遗憾的是，行刑机器上所有犯人都体会到上帝的福音而脱离苦海，而军官没有得到，因年久失修而失灵的机器使他即刻毙命。军官是清醒的，在他自我处决时将判词改为“要公正”说明他是有自省意识的，因为除了上帝，任何人为制定的法律都是有失公正的。实际上最不幸的是那个犯人——被判决者，他最终也没有得到上帝的认同；他终究难脱苦海，只能像狗一样活着，有如卡夫卡形容的一类人：生在天堂而不自知，只有下地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