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异化的生成及其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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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的合理研发与利用直接关系到人类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现代高新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技术异化问题也日益彰显，对技术异化问题的求解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从哲学角度审视技术异化的过程及其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其根源在于技术的两重性和人的思维。因此，要从根本上求解技术异化问题就必须做到两点：其一，创新人类的思维方式；其二，为技术实践融入道德因素。

关键词：技术异化；生成；扬弃

中图分类号：B028/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Z013）03-0020-06

现代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技术是人类按照自身的需求发明创造的，其正价值的实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其负价值的实现，却成为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社会的进程。它不但不是“为我”，反而是“反我”，这便是通常所谈的技术异化。技术异化给人类未来的发展笼罩上一层厚重的阴影。通过反思、批判找出技术异化的根源及其克服途径，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技术异化的过程

人们通常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技术，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但技术的发展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人、技术、自然”这个大系统中是一个相对独立要素。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这系统中三者互为中介和桥梁，但在具体的不同时期各自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地位是随技术发展而变化的，而这个变化过程也正体现了技术异化的过程。

（一）技术产生与萌芽时期

技术产生和萌芽时期的内在逻辑是：自然诞生人，而人创造了技术。在自然一人一技术这个关系链中，自然处于基础和统治地位，而人和技术则是从属于自然的。这时期人类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的未知世界，人类生存面临一系列困惑，人在充满痛苦和压力的时代背景下，自然界无疑显得“神圣不可侵犯”，人类则十分“渺小”。因此，各种“自然崇拜观”理念就应运而生。人只能盲目地去作用于自然，被动地去顺应自然，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显示度不高，没有形成独立的技术体系。

（二）工业化时期的技术演进过程

工业化时期以来，人类智力被大大释放，实践活动层次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在人一技术一自然这个过程中技术体系开始逐渐形成。人类依靠初步形成的技术体系在实践活动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因此，这阶段诸如“知识就是力量”、“人定胜天”等理念开始主导人类发展，人类不再惧怕自然，而是凭借技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和主宰者。

（三）工业化后期的技术演进过程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对技术的R&D投入迅猛增加，技术体系逐步完善化和系统化，技术以空前的速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自身和自然的面貌，日益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技术在人与自然之间占据着核心地位，甚至技术被认为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难题，形成了技术一人一自然的“技术至上论”的理念。但同时，由于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作用力，人类自身对技术的迅速发展开始难以驾驭和控制。随着技术带给人类利益的增加，它带给人类的负效应也在增加，技术异化现象凸显。如现代农业中大量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但同时也直接导致了食物天然质量的下降、土壤的贫瘠化和环境污染以及生物物种的灭绝。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发出警告：除非人类开始关心自己的环境，否则，“人类对环境的所有攻击，包括有害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江河和海洋的污染……将必然无疑地破坏或改变物质本身……未来的形成就取决于此”[1]。现代通讯技术虽然方便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危害了人类身体健康。现代医疗技术一方面大大保障了人类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它却带来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如人炸、社会老龄化等。同样，核能虽然是一种理想的能源，但核能利用的危险性极高，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发生，它的破坏性就使其影响力和受关注度超过了当时的地震和海啸。

总之，现代人越来越依赖技术，离不开技术，但从蒸汽时代到电力时代，再到原子时代、信息时代，技术的进步相反却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危机、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所以技术让人类因它的进步带给人类的巨大利益陶醉的同时也让人类对技术充满了恐惧和担忧。

二、技术异化的表现

（一）对自然的破坏

现代技术控制和干预着自然生态系统。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相统一角度来看，人类按照自身的目的性和价值取向来改造自然界形成人工自然，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实现技术的正向价值；另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相对立角度分析，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系统内物质彼此依赖遭到破坏，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进化进程，扰乱了天然自然的平衡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技术异化问题越来越显现化。

（二）对人的控制

历史的逻辑体现出：新的科学理论和高新技术的出现，都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在这个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人类传统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又不得不面临其带来的各种尴尬与困境。

人类在技术的控制年代里，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对此，弗罗姆在《健全社会》中运用“病态社会”这个概念诠释了人类社会在现代高新技术的研发、运用到产业化整个过程都不同程度地彰显出这样的事实：压抑和摧残人的本性。弗罗姆把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不同程度的“软弱、孤独和焦虑”等现象称为“异化综合征”[2]。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以“数字化时代”、“信息时代”等高科技为特征的现代社会里，人也被符号化。人的各种“实体身份”被虚拟化，各类数字代码几乎完全淹没了人的个性特征。

进入“技术时代”后，人也失去了自由。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与高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以及扩散的关联度相当高，即离开了这些现代化技术工具，工作开展的难度大大增加，如技术工具出了问题，就会产生不知所措的现象。人的主体意识和精神能力被现代技术操作体系所压抑，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技术操作的。余良耘在《技术追问的三个维度》中比较系统地描述了人类为了自己的暂时性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的选择性、能动性、随机性”托付给整个技术过程。[3]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把当代技术作为一个完全“自由且外在于人”的支配系统进行评价，得出了“技术越发达，人所丧失的自由就越是惨重”的结论。[4]现代社会，由于技术日益体现为压抑人的异己力量，使得人类的独特性评价标准出现一体化趋势。因此，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人高度被物化，人性逐渐扭曲等。

（三）对社会的影响

迅猛发展的技术，一方面以相当的规模和程度影响着自然和人，另一方面，不同程度破坏着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日益冲击着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带来了一系列技术伦理问题，已对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人类的生存也面临着“技术滥用”和“技术失控”的威胁。

第一，技术的运用首先直接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从个人层面上讲，电子信息和网络让地球变平，人可以在地球这端了解地球那端的信息，世界因此而缩小，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在拉大。电子信息和网络隔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流，人和自然、人与人、人和真实社会之间的直接交往和对话被阻隔，人类、自然、社会之间的疏远导致了人际关系疏远，人的心理和情绪出现障碍，甚至产生了人格的分裂。而人的天性是，对自然的向往并渴望与其融为一体。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异化论”认为，现代社会越发达，“技术统治论”意识就越强烈地产生对人的压抑。这样，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都烙上了技术异化的烙印，使整个人类的异化越来越普遍。[5]从国家层面来看，有科技优势的民族可以运用科技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从而产生经济优势、军事优势、政治优势。这各种优势会导致各国综合国力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激化不同民族之间对技术片面应用的追求，如核军备竞赛。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带来的世界大战以及局部战争都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刻灾难，而且这种灾难还在延续。

第二，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已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传统的自然秩序和伦理价值观范式在蜕变。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虽然能够解决生殖功能障碍等问题，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天然和谐关系被破坏，最终可能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破裂、道德伦理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克隆技术以“非自然”的方式生产人类，将会引发“克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现有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人是社会的主体不是东西，不能随意制造，否则人的生命将不会受到尊重，而且可能随意毁坏生命，人的价值尊严也会受到严重损害。

第三，技术发展的过程特性已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自组织和他组织的高度统一是技术发展的特性。其中，人对技术有主动性，而技术的发展又蕴含着自身的内在逻辑性。一方面，从他组织维度分析，技术的利弊效应关键取决于利用的人，如果被滥用，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例如核武技术和生化武器技术）；另一方面，从自组织维度分析，技术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人类的意志无法完全驾驭技术发展的规模和程度。埃吕尔1964年在《技术社会》中把技术描述成：现代技术已成为不受人类的理性目标所控制的一种自主的力量。“技术发展体现出这样的特点，技术不断地扩张自身，越来越强大，最终会成为无所不包的怪物。”[6]1977年，美国技术哲学家温纳（L・Winner）在《自主的技术》中进一步把技术描述成：“技术正逐步摆脱人类的掌控，按照自己的轨道，排除人类而独立发展。”[7]因此，当人类无法驾驭技术的发展时，会给人类自己带来恐怖的后果――可能将导致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毁于一旦。

三、技术异化的根源

（一）技术的两重性

技术是以自然界物质存在为基础的，是一种改造自然的知识和活动，也作为一种劳动工具和手段为自然规律所规定，即技术必须与自然规律相一致，这是技术的自然属性。就其自然属性而言，技术作为改造自然的活动，虽源于自然物，但任何技术都具有人为的非“自然”因素，每一项技术的研发、应用到产业化，都体现出反自然的天然属性，不断“破坏”、“干预”着自然的本真状态。人类不断给自然系统“异己之物”时，而自然系统也必然会反作用于人类。这是内在的客观规律。对此，日本的中山秀太郎曾就技术的安全性这样描述道：“所谓技术，从产生开始，就注定是反自然的。技术……只要运用到自然领域，就要产生对自然的破坏，不可能有绝对安全的技术。”[8]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技术的异化是不能彻底根除的，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技术必然要以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否则，人类必然遭受大自然的报复。

同时，技术的发展深深烙印了人类的各种目的、价值以及需求等因素，也受制于诸多的社会因素（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所以技术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社会属性。人对技术具有主动性，但是，人类对技术的需求欲望是无限的。一旦人类这种需求欲望突破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尺度时，人与自然就会走向矛盾的深渊。

总之，在技术超现代化和技术超社会化的进程中，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日益被放大和强化，其结果是――技术在自然、社会以及人本层面的异化。但这并不是说技术异化仅仅与这种“两重性”有内在联系。

（二）技术异化的深层次根源

技术的两重性导致技术异化，但笔者认为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人自己。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决定了人对待技术的行为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思维层次去挖掘技术异化的原因，转变人类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才能对症下药解决技术异化问题。

思维决定人的行动，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一种活动，体现人的观念。技术异化正充分展示了人对自然、人自身以及技术的态度。

远古时代，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物我不分，人没有把自己、物以及意识中的产物区分开来。那时人对自然力量充满着崇拜、敬畏、顺从。正如F.培根所讲的“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

工业文明时期，产生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人类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认为人类不仅能够战胜自然，而且也能够完完全全地改造自然，人类的力量无穷，人是自然万物的中心。康德提出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人类的主体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是早期现代科学家的固有的观念”[9]。人类试图使自然成为“人类的奴隶”，自然完全处于人的附属地位。对自然观念的改变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分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忘记了自己是自然的一员。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忘记了“存在”。技术则是人类忘记存在的极致表现。在片面的自然观的支配下，技术完全丧失了其价值理性，沦为了人类破坏自然、榨取自然的工具。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技术被推上了至上的位置。人类思维出现了这样的理念：人通过技术发展能够解决自己生存的一切问题，于是涌现出了“技术万能、技术决定和统治一切”等社会思潮。于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不惜以消耗资源能源为代价，使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最终带来了一系列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

总之，由于人的自然观和技术观的扭曲，加上个人私欲的膨胀最终造成了技术异化，最终带来了人类生存的一系列的危机。人类开始反思技术，甚至恐惧技术。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的发展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它怀疑、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向后退。[10]

四、技术异化的扬弃

面对技术及其应用产生的危机，如何进行历史性的选择，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加以扬弃。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在享受技术带给人类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要理性审视对待技术的负面影响。如埃吕尔所言：“将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分开以得到纯粹好的技术，这是不可能的。”[11]妇保留技术“好”的方面，而去掉技术“坏”的方面，在埃吕尔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技术进步的有害的结果不可能从它的有益的结果中分离出来。”[12]“一项技术的结果从来不是完全积极的或消极的，正负效应并存是技术进步的基本特征。”而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的发展贡献是无可比拟的，人类要发展，就不能因噎废食，停止一切技术活动。托夫勒认为：人类不能、也不应当关上技术发展的闸门。只有浪漫主义的蠢人，才喃喃自语要回到“自然状态”。而自然状态是怎样的呢？婴儿因缺乏基本的医疗护理而萎缩、死去；营养不良使脑子失灵。他进一步认为抛弃技术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道德的[13]。

那么人类该如何面对技术，使技术尽量地“为我”而减少“反我”。凯姆蓬（Michael G Campion）和乔尼斯（Elsewhere Jones）对现代技术的发展作出的较为全面的评价或许会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他们认为，人类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未来，关键要看控制技术的主体具备什么样的思维逻辑和价值观；如果这个主体群被奴役的话，这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原因；同时他们又这样认为，由于人类的不同思维逻辑和价值观作用于技术本身，这样技术具有两重属性而非中立，结果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技术中也就蕴含了我们真正的价值本质。[14]由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技术具有内在的不可消除的异化性，但技术是人类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我们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减弱技术的异化性。

（一）创新人类的思维方式

1.尊重自然

对技术的应用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自然物是技术的物质载体。技术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以“独特”的力量和工具作用于自然的必然产物。“人只能在‘自在自然’的物质条件基础上，融合人类的思维和价值观去发明创造各种技术。”[15]因此，技术及其系列活动都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尤其在当代，对作为改造世界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的认识，我们要实现整体性的变革和转换，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把自然看作人类奴役的对象，肆意践踏。只重视人操控自然而忽视人对自然的依赖的纯科技理性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终会发生人与科技同归于尽。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的计划如果不以自然规律为前提，只会产生灾难。”[16]

2.重视技术理性的局限

毫无异议，人类理性是有局限的，而科技理性是人的意识系统中的理性子系统，它本身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人文道德价值理性、其他各种非理性因素、人的自然性以及社会历史性系统的制约。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自身的局限是客观存在的。技术对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一直无能为力。要认清技术危机的本质是这种有限人类理性产生的后果，这样才能逐步消除技术异化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所分析，因为自然界的复杂性与变化性，而人类主观认识水平和理性能力有限，使得人们对自然必然性的把握只能是相对的与近似的；而且由于人类活动及其理性的局限，技术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测和控制的[17]。所以，人类在进行各种技术活动前，要进行相应的战略规划，要体现出前瞻性、全局性，要充分预测各种后果以及消除这些后果的能力。

（二）为实践融入道德因素

爱因斯坦曾说：“只依靠技术人类是不能走向幸福和高尚生活的，人们还离不开对崇高道德规范和价值本身的研究。”[18]为了人类自身的幸福生存，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同样应该考虑道德的因素。

1.科研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科技发展是伴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的。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发明的主体，历史和社会发展赋予了他们重要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因此，他们必须要站在整个社会责任感高度来预测其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度。社会不需要“科学疯子”或“科技魔鬼”。科技工作者应该身兼特有的道德责任和造福于人类社会的义务。“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必须明白：科学技术必须最终造福于人类。这个目标永远不能脱离。”[19]

2.技术的应用选择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技术的发展要考虑道德的因素，应用技术“能做”的同时考虑是否“应做”。在应用技术的过程中，必须把技术对自然的破坏控制在自然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技术的发展并非越大越好，大技术使技术的内在性异化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如经济学家舒马赫在论述“一百英镑技术”时所言，小的是美好的，要发展具备价值低廉、小规模、适应需要、非暴力、可持续的中间技术。[230]对此，其他学者也提出相关的技术异化消解的办法。其中以印度学者A，雷迪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基础提出的“发展‘适用技术’”颇具特色。他的“适用技术”观要求实现三大目标：首先是环境目标，强调注重生态环境的系统协调发展；其次是社会目标，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环节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最后是经济目标，逐步消除不均衡状态，实现充分就业。[21]A.雷迪的“适用技术论”是一种技术选择和技术发展战略。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技术的应用选择绝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而单纯地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只有在保护环境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应用选择，才能全面支撑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