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当老板,没钱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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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3年时间,他从100多块的工资到100多万的家产,惊叹海南的钱太好赚了;也在一夜之间血本无归,听到一个个投海跳楼的消息,他安慰自己:有钱当老板,没钱去上班;曾经3次决定离开海南,最后还是把家安在了这里。

董仁武的票务公司现在还只是一间办公室,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票贩子”,董仁武希望自己能做成像携程那样的销售平台,“虽然我们的规模不能像它那么大”。

董仁武出生在四川雅安,这是一个多雨的城市,据说一年有300天都在下雨。但董仁武没有一点雨的忧郁,他性格是乐观的,行为是不安分的。董仁武的父母是铁路工程局的职工,所以总是在不停走动,“我就是在几个省长大的,东三年西三年,所以让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没有太大的生疏感,自己很快就能融进去,这样成长的环境可能也决定了我不太爱固定在某一个地方。”

1986年,20岁的董仁武在高考失败后进入成都化肥厂工作,“我是属于那种不好吃的人,宁愿煮一碗面也不动一下锅铲”,但在化肥厂,董仁武的工作正是食堂的厨师。后来获得一个去四川大学学习的机会,回厂后转到了行政管理部门,那时候,董仁武一个月能拿100多钱的工资。

“我估计自己从小到大就有一颗骚动的心”,所以先到海南的兄长一招呼,1992年董仁武毫不犹豫地就奔着海南去了。“任何一个人坐上船要来海口的时候都会胸怀大志”,但除了码头那点椰风海韵,董仁武想象中的特区感觉被现实摔得粉碎,这个特区看起来太“破烂”了,“等车开到那时候的龙昆南路,我就问我哥,你是住在农村吗?”

但董仁武没有一点后悔,他觉得自己从小也是在各个不同的山区、农村长大的,只不过多了工程局这个单位而已。董仁武跟他哥的事业在有些破烂的城市慢慢展开,“只要你在海口比较熟,买下或者租下一个铺面,然后把它装修再转让,就是炒铺面啊。我跟我哥什么也不用干,把这个店弄好之后找人去贴广告,然后就等电话。最搞笑的一次是我们在家打电子游戏,然后有一朋友打电话,有个铺面要转让,就去看了,看完后觉得价格有点高定不了,回来后接着打游戏。我哥又接到一内地朋友的电话说要在海口买家餐厅,我们马上打电话把那餐厅买下了,一转眼就是几万块钱。”

刚到海口那两年,董仁武的直观感受是这里挣钱太容易了,“我们经历的就是捡钱的感觉,那时候能赚到100多万我还是觉得自己曾经富过。”

1995年海南楼市泡沫破裂,董仁武兄弟新折腾的歌舞厅刚刚开业,“今天晚上包厢还爆满,第二天突然就看不到人了,就那种感觉。等我们准备转让时,海南的形势已经很差劲了,歌舞厅没有人要,我们就全亏在了这上面。”

歌舞厅没人要,董仁武又决定把它改成保健按摩中心。董仁武特意强调,这是正规的保健按摩中心,尽管“按摩”这个词当时在海南是相当暧昧,按摩怎么可能正规?但董仁武还是从医学院请来的老师做培训,“很多老海口人应该都知道我们,是全市第二家大型的按摩中心,在当时经济状况下效益还比较好。”但随着机场路的扩建,和当年海口很多不存在报批手续的临时建筑一样被无条件拆迁了。

董仁武说:“我们这种商人太小了,感受不到什么泡沫,如果那时候不做歌舞厅也就衣锦还乡了,1995年揣着100多万回成都也还可以。”但董仁武兄弟还熬在海南岛,各自找班上去了,人在财富积累的时候,欲望无限膨胀,跟很多人一样,他们也认为海南这个坎很快就会过去,但海南却是一直滑下去。

1995年到1996年是海南最艰难的时候,董仁武走过三次,“有一次走得很彻底,把海口所有的家当全部卖掉”。回到成都董仁武已经不适应家乡的节奏,“跟在海南感觉太不一样了,我在成都的酒店觉得它们像国企一样。”干了一个月,董仁武又回到了海南。

酒店、夜总会、迪斯科,董仁武到各种娱乐场所做管理,“在海南你说管理太抽象了,比如在迪斯科的时候,就是跟人喝酒,上班敲钟就是喝酒,再敲钟下班都是凌晨三五点,干了一个月就不行了。”这一段折腾的岁月恐怕董仁武自己也数不清自己干过多少行业,开过清洁公司,开过酒店用品公司,也开过小卖部……“没钱了就去上班挣钱,然后出来折腾,折腾完又去上班。”

“做生意就是这样,谁能保证一辈子有钱,谁能保证一辈子没钱。”董仁武几乎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良好的心态。

2002年,董仁武又该上班了,这个班一上就是6年,“真的怕了,我都在一个地方上班上几年,其实我都觉得自己快失去斗志了,原来经历这么多,干过这么多行业,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已经不敢轻举妄动。”

董仁武在海口的一家票务处干了6年后,2009年跟人合伙成立了自己的票务公司。但这并不是董仁武想要的,“为什么要开公司?因为我不想成为票贩子,有了公司一旦融资成功我就要涉及网络平台这一块了。”董仁武希望自己的公司三年后能变成携程那样的销售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