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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执照的破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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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徘徊在城市夜色里的边缘人,他们从事着人们看不起的行当,他们一年从城市捡走数十亿元,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与平等的目光。当行业的发展将他们推上职业化的轨道,本以为能就此告别吱视,谁知却再次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2006年12月16日,由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主办的“服务新农村、培训农民回收工”活动正式启动,首期经免费培训后考试合格的50名农民回收工获得了“废旧物资回收挑选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农民工中有了“持证上岗”的废品回收“正规军”,这本是一件规范行业发展的好事,然而业内却传来一片质疑之声。事实上,自从之前一些城市着手推行“持证收废品”制度,对废品回收行业持证上岗的争论便从没有间断。“持证收废品”究竟是否必要?缺乏资金和文化的拾荒者是否会因此面临“下岗”的危机?本刊记者就此深入行业内部进行调查。

被人为抬高的门槛

杭州的废品回收站老板李强这半年日子很有些不好过。自从2003年到杭州从事废品回收行业以来,妻子守着一个小废品收购站,自己走街串巷收废品,每个月也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然而从2006年起,杭州市开始推行挂牌收废品的制度,收废品者想要进入居民小区,必须取得该小区的专职收购员资格,换上统一的绿色背心,骑着印有收购标记的绿色三轮车,胸前挂上写有个人信息的小牌子,持证上岗,并只能固定在某个社区收购。

一夜之间,李强发现,以前自己经常进出的小区进不去了。“不是没有想过走正规途径,自己承包某个小区。”李强对记者说,“但是这里面名目实在太多,说是废品收购员自愿报名,择优录取,但是由于选择权最终掌握在社区的手里,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自然选不上。”

从那以后,李强只能放弃了以往自己熟悉的“地盘”,重新游走在大街小巷。然而这也同样具有风险性,在“持证上岗”的制度开始实施后,没有统一的服装和身份牌的他,要时刻小心执法部门的清查,因为“被查到了肯定要罚钱”。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一些市民看到他没有身份牌,便以此为借口抬高价格,李强算了一笔账,持证上岗制度实行以来,自己收购的成本提高了30%以上。而那个简陋的废品收购站,也在一次次的“整治”中生意日渐冷清。

自杭州市从2006年下半年推行持证收废品的制度以来,像李强这样的“破烂王”普遍陷入了经营上的困境。绝大部分废品回收站老板和个体拾荒者都向记者表示,现在的持证上岗制度实际上是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据杭州市有关部门统计,拱墅区设立专职收废员后,废品收购队伍减为原来的1/3。而一些收购站老板则认为,实际数字还会远远大过这些。门槛高了,从业的人少了,钱是不是更好赚了呢?李强给出的答案恰恰相反。“拾荒者交了钱来干这一行,这笔钱肯定会在‘出手’的时候加进去。”持证上岗,规范管理本来是好事,但放在废品回收这个行业,究竟有没有这个必要?

不被认可的“职业化”

废品回收是一个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这样一个行业内推行持证上岗是否有此必要?通过调查记者发现,不但业内人士大多持反对的态度,外界对此也有一定的不同意见。

“要取得职业资格证就必须参加培训,这最少要几百元的费用,再说培训完了要考试,合格才能拿到证书,如果通不过,钱不就白交了吗?”湖南长沙一位姓马的废品回收行业从业者这样对记者说。据了解,经济上的困难,是从业者对持证上岗的最大疑虑之所在。另一方面,废品回收从业者有没有必要接受培训也是包括行业以外人士质疑之所在。“一些行业实行‘持证上岗’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让从业者达到满足岗位需要的基本素质。但是收费品本身就是一项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事情。”

对于这样的质疑,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常务副会长何方明介绍,事实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是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在由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主办的“服务新农村、培训农民回收工”活动中,对首期农民回收工进行培训期间,相关专家讲授了废旧家电、废塑料、废橡胶、废化纤、废钢铁等重要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及国家相关的政策与法规等。但一些从业者对于这样的解释并不以为然,他们的依据来自于自己多年收废品的实践积累出的一套行业内的“土知识”。“什么东西能卖钱。一眼看上去就能知道。”

不仅是从业者,一些市民对持证收废品也并不买账。“井盖还是会少,东西还是会丢,只是废品卖不上价钱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城市在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后,无证的拾荒者依然存在,只是他们把收来的物资转手卖给有从业资格的回收者,再由这些回收者卖给收购站。而一些取得了从业资格的收购者,为了控制成本的上升,不得不一再压低收购价格。

然而,即使是这些取得了资格的收购者,对废品回收的“职业化”也颇有怨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废品收购员告诉记者,为了取得杭州市某社区的废品回收业务,她不得不答应社区提出的诸多条件,负责社区内的垃圾集中,路面的清扫,垃圾筒的定期清洁,都增加了经营的成本,而在价格方面,由于签订的协议中已经写明了各种主要废旧物的价格,如果随意加价,被投诉后有可能被取消承包资格。除此之外,在废品回收行业内部本来就有一定的“领地”,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做生意,她所承包的社区本来是别人的地盘,由于社区并不对没有资格的拾荒者负管理责任,而要求承包者自行驱逐,导致她根本无法避免别人在自己的承包区内抢生意。

废品回收行业持证上岗,如同在从业者中筑起了一道围墙。墙外之人抱怨纷纷。墙内之人也难满意,这种局面究竟因何造成?

模糊的行业标准

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从业者表示,废品回收行业“持证上岗”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和缺乏明确的行业标准有关。

一位自称为王兴的废品回收商向记者讲述了他的迷惑。2003年,王兴从山东老家来到河北石家庄从事废品回收经营,由于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回收站。2006年下半年,王兴听说有关部门在开展旧货经营从业人员培训,培训考核合格者由中国旧货业协会统一签发“培训证书”和“旧货从业人员上岗证”,便参加了培训并经考试合格拿到了证书。2006年底,王兴在朋友的邀请下离开石家庄到长沙开展废品回收经营,然而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却被告知必须重新参加市里组织的培训才能够拿到营业执照。在石家庄拿到的由中国旧货业协会统一签发的证书,到长沙却没有了作用,当面对再次培训的要求时,王兴怎么也不愿再参加。

由于废品回收行业目前还没有

一部全国性的行业法规和行业标准,各地大多按照当地的具体标准来执行。如何规范从业人员的言行,可收购的物品范围包括哪些,怎样对从业人员进行管理,怎么避免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由哪些部门来行使对从业人员的管理权……这些事关行业发展的问题都难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2006年底,由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主办的“服务新农村、培训农民回收工”活动,正是对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的一种尝试。然而作为一个行业性的民间组织机构,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能够完成这一行业整合的重任吗?由协会颁发的资质又能否得到各地方部门的认可?2007年1月,记者根据王兴的讲述以废品回收从业者的名义拨通了长沙市工商部门的电话,得到的却是模棱两可的答案,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明确告诉记者,必须经过当地的培训才能拿到上岗证书,而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不清楚,应该可以”。而记者也注意到,“服务新农村、培训农民回收工”活动所谓的“免费培训”只是针对首期50名农民回收工,以后若想通过培训拿到职业证书,依然需要交纳一定的培训费用。

一场非法的管理?

在持证上岗似乎已经成为废品回收行业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各种争论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向更深的层次愈演愈烈。提高废品回收行业从业门槛是否只是为了有关部门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对各地推行持证收废品制度的目的性提出质疑。

广东省佛山市2004年8月起开始实行《佛山市废品回收管理办法》,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收到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办法》规定,在佛山从事废品回收、经营包括流动收购,要办理工商、税务等证照,持证照依法经营。然而调查中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的无证收购者和收购站,对持证上岗的要求都表示并不知情。

在佛山街头拾荒的一位姓郑的老人对自己遭遇处罚表示无法理解。“在这里拾荒几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要办证。这究竟是为了管理还是为了罚钱?”

在对废品收购人员的管理方面,目前执法部门的主要手段就是经济处罚,这对于行业的规范能带来多大的作用,一直为从业者所质疑。

除了对拾荒者管理的目的性之外,政府的执法资格也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之所在。政府是否有权禁止无证拾荒,是否有权对废品回收行业的从业资格做出限定?一种声音渐渐浮上台面,现在各地政府对废品回收行业进行的管理,已经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2006年下半年,河北省石家庄市便就废品回收从业资格问题展开了一场“破烂王”争夺战。

早在2002年,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就联合发文。要求所有的个体废品回收站必须重新办理营业执照,搬迁到指定的废品交易市场内。并由市公安、工商、城管和物资回收总公司4家单位组成联合执法队,对市内收废品的个体户集中清理。物资回收总公司制定了“绿色标识”行动――在三轮车上喷上允许收购的街道名称、绿色回收网络的图案以及编号。没有“绿色标识”的三轮车如果上街收购,会被城管扣押。但是,无论是要取得“绿色标识”,还是要搬进指定的废品交易市场经营,同样需要缴纳一笔钱。2006年6月,40多名质疑政府和物资回收总公司垄断市场,并违规收取费用的废品回收从业者集体上访,要求退还所收费用,这场争论最终引发了业内人士对于政府对废品回收行业收费和管理资格的质疑。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康君元告诉记者,对“无主物”适用“先占取得”是罗马法以来各国立法通例,中国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实践中对此却予以认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废旧物品所有权之前,任何单位都无权对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处理行为。因此,在相关的行业法规出台之前,对管理权限的质疑将一直存在。

北京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北京有30万拾荒者,他们一年能从北京捡走30亿元――其他城市的情形也由此可窥一斑。面对充满了争议与矛盾的“持证上岗”制度,众多的废品回收从业人员如何走出生存的困境?长沙的从业者王兴的计划也许能够给人一些启发。在电话中他告诉记者,自己正与一些家政公司合作,利用已经拿到的资质推出“家庭废弃物资处理”服务,即与家政公司合作,由家政公司深入社区提供废品回收服务,以废旧物资直接充抵家政清洁费用。王兴告诉记者,目前这一办法的实际情况还算理想,尤其是在装修新场的开荒保洁中,很受一些客户的欢迎。而杭州的收购站老板李强则在着手做另一件事情,将一些没有条件取得上岗资格的拾荒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废旧物资回收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出面获取从业资格,并与一些社区联系承包废品回收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