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良知书写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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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书写香港，写些什么？
用怎样的触角去感受她？用什么样的笔墨来书写她？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感叹几句，还是走进民生，走进小巷，走进笼屋，走进医院，走进大学，走进她独特的廉政公署……去了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社会？
写香港要告诉国人什么？给国人以怎样的启迪？从香港百年的历史中，我们能够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我面前，令我内心十分纠结。
我觉得，香港像是一本天书，不知道该如何去啃透她；香港社会又存在一个个的，不知道该如何去跨越她。
上网一查，铺天盖地，有关香港的文章，各式各样，多如牛毛。我可以下载一部分，换一种语言表述方式，或高扬香港的美丽与辉煌，或挖掘她的百年沧桑，或抒发一番东方之珠的美好情怀，总之，可以凭借现有资料，很轻松地完成一本书。
但，这绝不是我的创作风格。
我认为那些资料是死的，而我需要的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第一手素材。我想聆听被采访者或悲或喜或平静的诉说，想跟他们零距离接触，想倾听他们或成功或失败或平凡的人生故事，想聆听中英谈判人员在无数次绝望中的峰回路转，想听听他们为国家、为民族所进行的一次次精彩博弈！
为此，只有走进香港，走进香港的各个阶层，才能获取这些鲜活的素材，才能触摸到香港灵魂深处灵动的脉搏，才能挖掘出她深邃的内涵。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对香港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之独立见解表达出来，奉献给我的读者。
每次获得鲜活素材，我心里都格外兴奋。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穿上一件母亲给做的花衣；年轻时当运动员，从教练那里获得一次上场比赛的机会，都带有几分孩子气。这次也是这样，久违了的创作激情又开始激励我，鼓噪我，使我进入赛前状态，一种无法描述的兴奋，又撞击着我这颗并不年轻的心。
是的，这颗心早已过了激情四射的年龄，但它却不听从岁月的召唤，依然固执地激动着、憧憬着、期待着新的搏击！
作为一名写实作家，我像运动员渴望赛场，像探险者渴望险境一样，渴望着机遇的青睐，渴望着生命的再次进发。
当年，为了获取素材，我只身一人背着十几套皮夹克，去独闯俄罗斯，边当“倒爷”边采访，去过战火纷飞的车臣。每天夜里，看着荷枪实弹的黑手党从窗下“咔咔咔”地走过，目睹交战双方把半边天都染红了。为了给自己壮胆，每次出门腰间都别着一把斧子。为了采访打开中韩通道的秘密使者，一连数次给从未谋面的旅韩华侨韩晟昊先生写信，最终打动了“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那颗“傲慢”的心。为了获取《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原型素材，倾其家中全部积蓄，远赴比利时采访。登机前，我给先生打电话：“亲爱的，我能拿到这个素材此生不虚了。祝我成功吧！”
但是，成功从来不会像花前月下那般富有诗情画意，创作之路异常艰难，常常伴随着泪水、艰辛，甚至危及生命的磨砺。它常常要我像凤凰涅那样，浴火重生。可我并不是凤凰，我只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麻雀，没等碰到火星就将会化成灰烬。但我必须面对火的洗礼，承受自我超越的抗争与外部挤压的重荷，使我从心灵深处迸发出一次次或闪耀、或暗淡、或平常的生命之光！
我的创作生命，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搏击中，挑战中，挤压中，延续着，提升着，死不悔改地继续着！
这次赴港采访，命运再一次拨动了我的生命之弦，让我再一次体会到那种搏击的挑战与，又感受到那种久违了的激情与冲动。
我感谢命运的再次青睐，感谢出版社对我的厚爱，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
动身前，我问自己：这次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我知道，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赴港之前，我恶补了几个月的香港史，阅读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对某些重要人物做足了功课，我是有备而去的。
到香港却发现，我就像路边一片飘落的柳絮，毫无根基。我开出了一堆采访名单，通过朋友传递出去。可是，好多重要人物并非我这个小作家所能请动的。对某些要人，我穷尽一切办法，通过公私关系，寻求多方渠道，签证延期，程门立雪，给秘书多次发邮件，打电话，试图敲开他们的大门，很遗憾，仍然未能如愿。我理解人家，不接受采访是很正常的。
于是，我开始调整思路，不再盯着那些大人物，而是走进香港的各个领域，走进底层，去了解那里的民生、民情，去了解这个“一国两制”下的特殊社会。我不放过任何一次采访机会，不放过任何一个可接触的人。
清晨出操，与运动场的清道夫攀谈，了解这些底层人的生活状况；去大澳渔圈，与老渔夫攀谈，了解渔家几代人的故事；去餐馆就餐，与餐馆服务生交谈，了解服务生的收入及食品安全情况；走进医院，与医护人员交谈，了解香港的医疗保障情况；走进养老院，与百岁老人交谈，了解香港老有所养的状况；与各界成功人士交谈，了解香港人的奋斗历程；走进驻港部队，与官兵们交谈，了解驻港官兵鲜为人知的军旅生活；与中方谈判人员交谈，聆听他们与英方无数次的唇枪舌剑、斗智斗勇；与反贪人员交谈，探寻香港反腐廉政的真谛。采访最后一位活着的特赦战犯，倾听九十五岁老人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我在中国历史的悲剧中，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我三十一岁被捕，在监狱里被关押了整整二十五年。人生有几个二十五年？我的青春，我的大好岁月，我的前途，就这样白白地葬送了！我衷心希望中国人不要再自相残杀了！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让我蔡省三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啊！”
对我这个内地作家来说，写香港，最大的难点并不是采访，更不是缺少素材。而是在这个自由的社会里，我能否挣脱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挣脱心中无形的桎梏，放开手脚，真实地写出我对香港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把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写出来，这才是对我良知的真正拷问，也是对我创作的最大挑战。
创作三十多年来，从未像今天这般纠结，对采访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我拿不准，不知该不该写，不知该如何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