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题材影片《命比天大》的叙事分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安全题材影片《命比天大》的叙事分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 我国第一部安全题材影片《命比天大》将主流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缝合在叙事中，力图发挥主流价值引导作用。影片设置了分别发挥“英雄”“帮助者”“坏人”“受害者”叙事功能的诸种角色，并以“英雄”为中心形成冲突与对抗、启蒙与拯救、感化与转化的叙事框架，推动叙事进程。其产生出的叙事效果是灾难责任个人化和问题解决必然化。这种叙事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其宣传与引导功能。

[关键词] 安全题材；《命比天大》；叙事；引导

《命比天大》是我国第一部煤矿安全题材影片，力图真实再现中小煤矿的安全生产现状，敲响煤矿安全刻不容缓的警钟，倡导生命重于一切的安全理念。对于这样一部主旋律影片来说，其主旨无疑是要生产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发挥引导和教育作用。而意义的生成与传递需要通过“叙事”的方式。“叙事”（narrative），“在修辞意义上，指某人在特定的场合出于特定的目的向某人讲述某事的发生”[1]，这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讲什么，二是怎么讲，而后者正是我们要分析的重点。正如霍尔所说：“我们以前以为形式像一个空盒子，重要的是你往盒子里放什么东西。但我们现在意识到，形式也是你所说的内容的一部分。”[2]423通过考察影片“怎么讲”，我们可以洞悉其中的文化密码，也可以检视其叙事效果。

一、《命比天大》的角色设置及角色功能

影片以丹川煤矿一起矿难救援为主线，中间用倒叙、插叙的手法回顾矿难发生前三个月的丹川。在回忆中，各种角色悉数登场。稍微梳理一下，影片中出现的角色包括矿长王天印、董事长齐建业、副矿长吕大中、矿工群体、矿工家属、记者、董事会成员、安监局长等，这些角色基本囊括了煤矿安全在现实层面所涉各个利益方，而在叙事层面，这些身份各异的角色也发挥着不同的叙事功能。“所谓功能，就是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的人物的行为。”[3]

围绕着“安全生产”这个核心元素，影片中诸多角色基本上在两个相反的维度上展开行动，一是以矿长王天印为代表的“实施与拯救”的行动，二是以董事长齐建业为代表的“阻止与破坏”的行动，这就构成了一对核心的冲突，也就是主角和反角之间的冲突。这样主人公王天印与其对立面齐建业就被分别构建为“英雄”和“破坏者”或通俗意义上的“坏人”的叙事功能。“英雄”的行动通常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这些人被构建为“帮助者”，包括记录矿工家属心声，并用其唤醒矿工安全意识的记者，领导角色安监局局长，“有良心”的董事，一部分被“启蒙”而自觉履行安全理念的矿工。而“破坏者”也通常需要援手，包括采购劣质材料并带领工人打开封闭的盲巷下井作业的副矿长，在副矿长授意下殴打王天印的矿工川头，一部分在双倍工钱诱惑下冒险作业的普通矿工，虽然他们身份不一样，实施“破坏”的具体行为也不一样，但正如普罗普所言：“人物的功能可在一个故事中充当恒定、不变的成分，它们并不因为由谁来实现而改变。”[4]他们都行使“破坏者”的叙事功能。“破坏者”造成的后果就是引起矿难，井下的矿工及其家属成为直接的受害者。

以“英雄”为中心，四者相互作用，组成并行或渐行的叙事框架，共同推动叙事进程。

二、《命比天大》的叙事框架

（一）冲突与对抗

很显然，“英雄”与“破坏者”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是推动影片发展的最核心的叙事力量。丹川煤矿在被安监局下令整改后，董事长齐建业决定聘用王天印管理安全生产，其出发点是因为王与安监局局长是同学，其目标是创造“人脉”。王天印则提出三个条件——担任矿长，拥有管理自，签订劳动合同，其目标是切实保障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运行。可见，二者在价值观上存在根本的分歧，这就为后面一系列行动上的冲突与对抗埋下了伏笔。王天印坚持更换老旧设备，齐不满，采取“软对抗”策略，孤立王矿长；王天印举报矿上违规生产，致使安监局重罚，矛盾激化；齐授意副矿长想法让王离开，王被打住院；齐私下命人打开封闭已久的盲巷冒险采煤，最终导致发生冒顶事故。

在这一系列冲突和抗争中，我们都看到“英雄”和“破坏者”的对比。按照普罗普的解释，这就是“有序力量和无序力量、善与恶……之间斗争的比喻转换”[2]199。“英雄”往往是社会核心人物，具有主流价值认同的种种精神与品格，在与恶的对抗中十分主动。“破坏者”则具有明显的“原罪”或道德缺陷、性格弱点。

（二）启蒙与拯救

在影片中，“英雄”显然处于核心叙事地位，他不仅在与“破坏者”的对抗中矮化或否定后者，也在与矿工的互动中启蒙与拯救他们。矿工在影片中的叙事功能比较复杂，他们中间既有帮助者，也有破坏者，而从矿难发生的现实影响看，他们又都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从社会角度看，正面主角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人物，而反面人物与受害者则是异化的或受支配的亚文化的成员。”[2]15矿工在矿难事故中，无疑处于现实与叙事的双重边缘地位。王天印担任矿长伊始，就走访矿工，传播安全生产意识，但矿工受董事长“软性对抗”策略的影响，都以冷漠孤立他。这时一个重要的帮助者出现了——电视台记者。王天印让记者采访矿工家属，将家属的担心与牵挂用影像的方式传递给矿工。当矿工集体观看影像，倾听儿子、孕妇、老母的心声时，就不啻于一场接受“启蒙”的仪式。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未明示、矿工们也从未体察的绵长的牵挂、深切的忧虑成为鲜活、感人的“启蒙”材料，促使矿工们思考金钱与生命孰轻孰重。当他们当场表示反对在不安全情况下井下生产时，意味着他们已被“开启”“唤醒”。

除了思想上的“启蒙”，“英雄”对“受害者”还有行动上的“拯救”。当得知董事长趁自己住院之机，私下命人打开封闭已久的盲巷冒险采煤时，王天印带伤第一时间冲到井下阻止，并在矿难发生后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援救工友。

（三） 感化与转化

除了冲突与对抗，英雄与破坏者之间还有感化与转化的叙事框架。当矿难真实发生后，面临铁窗生涯的齐建业幡然悔悟。影片结束时，丹川煤矿经过整改被合并进南煤集团。开工仪式上，齐建业穿着普通矿工服装，庄重地站在前排。这里的“换装”具有仪式性，不仅意味着他身份的转变，还意味着他的转化与新生。特写镜头中“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的标语更是象征着安全理念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包括曾经的董事长齐建业。此外，矿难中，受命打伤王天印的川头向王忏悔，逃跑的副矿长主动回来“赎罪”都体现出了“英雄”道义、人格、职业精神上的“感化”力量。

此外，影片中行使“帮助者”功能的角色也大多经过了被“感化”而“转化”的过程。最典型的是记者和董事会成员，他们一开始对王天印并不十分认同，对“安全生产”的态度游移于“英雄”和“受害者”之间，支持安全生产的行动也不那么坚决、主动。但他们有正义感，同情心，存在“被感化”的可能。比如记者，她与王天印初次见面，是要做煤矿安全生产例行报道，根据以往的经验，她准备拿了报道所需的材料就走。没想到王很较真，认为她这样浮光掠影根本看不到煤矿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被他较真的态度感动，转而成为他强有力的帮助者，在对矿工的“启蒙”及安全生产的舆论监督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董事本属于与董事长同样的利益群体，而且处于董事长的权威之下，因此对于王天印的态度模棱两可，认同他的安全理念，却不愿公开对抗董事长。但在两次表决时，都站到了王天印一边。第一次表决是否同意投资更换设备，董事长认为“安全投资是无底洞”不愿意花太多钱，王天印力陈重要性：“一年365天，364天平安无事，但第365天发生重大事故，一切都后悔莫及，安全投入就是防止那一天的矿难的发生。”董事们被触动转而支持他。第二次表决王天印的去留，王谈到他第一次遇到矿难的经历，“年轻的生命”与“带血的煤”的强烈对比使董事们受到震撼，坚持留下他。

三、《命比天大》的叙事效果

通过对影片角色设置、角色功能及叙事框架的考察，我们发现影片的叙事沿用的是我们熟悉的一种模式：平衡——破坏——平衡，用托铎洛夫的解释，即叙事是以平衡状态或者社会和谐开始的，这种平衡与和谐常常被坏人的行动所打破。但破坏的力量不断地被征服，直到大功告成，从而达到可以与第一种状态相同或不相同的另一种平衡状态。[2]422影片中最初的平衡是王天印竭力想维护的安全生产状态，这种平衡一开始就不断地遭到破坏，这一破坏性的力量的实施者自然是以董事长为主力的反面角色，而“英雄”王天印不断征服这种破坏，恢复平衡。而且，这种被恢复的“平衡”比初始状态的平衡更理想。如影片结尾所示，五个月后，丹川煤矿改造完毕，根据国家“关闭小煤矿、改造中型煤矿、建立大型矿业集团”的政策，与南煤集团合并。

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其实潜藏着两种效果，一是灾难责任的个人化，二是问题解决的必然性。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矿难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以齐建业为主力的反面角色的破坏，他一系列的破坏行为——孤立王天印，威胁反对在不安全情况下下井的矿工，对劣质设备“睁只眼，闭只眼”，悄悄转移更换设备的资金，指使人打伤王天印，冒险打开封闭的盲巷采煤等，不仅直接导致了矿难的发生，还给他个人贴上了各种“不道德”的标签——金钱至上，漠视生命，粗暴专横，出尔反尔，等等。这样不同利益之间的社会冲突就被人格化为个人之间的冲突，其结果是个人动机被看成所有行动的根源，从而悬置了对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的尖锐追问与深刻反思。

与此相对应的是问题的解决在于“英雄”和国家的合力。王天印的一系列举动——启蒙安全意识淡漠的矿工，对抗董事长的强权，感化态度游移的中间人士，援救遇险的矿工等都强有力地重塑了安全理念，直接推动了煤矿的安全整改。而国家“关闭小煤矿、改造中型煤矿、建立大型矿业集团”的政策则使改造后的煤矿被并入大型矿业集团，将它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平台。这就意味着“英雄”和国家的合力不仅恢复了被个人破坏的平衡，还大大改善了这种平衡，使之臻于理想，凸显了问题解决的必然性。但这不免有将“问题”解决理想化和简单化之嫌。

影片就这样将主流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重重叠叠地缝合在叙事中，使受众在观看影片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认同其中的观点，从而发挥正面宣传和主流价值引导作用。但其叙事产生的客观效果，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弱化其宣传和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伦理、读者、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2.

[2][美]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董学文，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1.

[4][苏]弗·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A].[英]拉曼赛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代[C].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