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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成“十一五”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降低20%的既定目标,拉闸限电正在以一种心知肚明的态势在全国范围内加速推进。
风起于下半年伊始。随着节能减排的压力增大,江苏、浙江、河北、山西等省份先后开始对一些高耗能企业实施强制性拉闸限电或提高供电价格,而在河北安平县,拉闸限电甚至超出工业用电,连居民、医院乃至红绿灯都开始被停电。
“突击减排”的背后,在于“十一五”首次对节能减排提出明确的约束性指标。2010年是“十一五”期间减排目标的最后底线,如果约束性指标无法完成,地方政府就要被问责,而中央政府也需要作出必要的解释和交代。
毋庸置疑,地方政府最担心的莫过于被问责。于是,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拉闸限电这种强制性行政手段,因为这种方式是能最直接、最立竿见影地达到节能减排效果的。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必然要付出代价:要么放弃节能减排的数字政绩,要么拉闸限电停顿经济。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他们选择了拉闸限电,毕竟节能减排面临着被问责甚至丢掉乌纱帽,对地方官员来说,帽子是很重要的。
当然,节能减排并非只是政府的目标,同时也是全社会的目标。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十一五”节能减排看作是政府在追求政绩,自愿的、积极主动的节能减排行动,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良性社会的必然之举。
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减排的目标切实有效地完成。所以回过头来需要探讨的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节能减排任务,为什么会压到最后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为什么不能在5年的时间里均衡分配?
这有一些客观原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在近两年推出了一系列保增长的产业振兴计划,这些产业振兴计划中有很多产业本身就是耗能比较多的。受此影响,上半年全国单位G D P能耗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同比上升0.09%。
从今年年初开始,“保增长”的任务已经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了,这是因为此前一年多的增长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经济反弹很快,一、二季度的增加幅度均超过了10%,在这种情况下,调结构和节能减排成为更重要的任务。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政府需要复苏经济,但复苏经济就面临着增加节能减排的难度;而当需要进行节能减排时,地方政府也只能采取诸如拉闸限电等“一刀切”式的行政手段以保障政绩。
这种政绩实际上是两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政府当然希望自己的权益有所保障,而老百姓同样需要保障自己的利益。两者的利益不一致时,矛盾就发生了,而博弈中的受害者往往都是老百姓。
“十一五”临近收尾,随后的这几个月里,民生和政绩的矛盾根本无法平衡,一些被关停的企业只能是祈祷将这几个月过完之后,地方经济走入一个相对正常的轨道。
毫无疑问,“拉闸”式节能减排的做法从短期来看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如果放到经济领域考量,采取这种过渡的行政手段显然也有它的缺陷,因为这已经违反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同时也损害了企业和民生的利益,为了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付出的代价显然较大。
拉闸限电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手段,可以肯定的是,“十一五”之后很多东西又将恢复,政府不可能总是拉闸限电,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要正常进行。
“十一五”是我国第一次明确界定节能减排的目标,还带有相当的实验和探索性质。进入“十二五”,节能减排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一味的拉闸限电显然不可取,要达到更为长久的节能减排,最为有效的选择是进行必要的市场化调节。
而市场化的核心是价格和规则,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针对节能减排的价格机制和交易规则,这是“十二五”期间亟待补充的探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