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隐喻视角下的《一剪梅》及其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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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完全出于英语世界自身文化的需要。五六十年代，美国青年向边缘文化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吸收养分，借助抗衡美国社会主导阶级的思想和信仰。另一方面，美国诗歌为了满足自身发展的新要求，竭力引进和吸收中国古典诗歌的巨大影响。王红公译诗以简洁明了的诗歌风格，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美国诗人，推动美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自1980年Lackoff和Johnson正式提出概念隐喻理论以来，认知心理学、语言学、修辞学等众多学科，不但从不同的角度对隐喻理论的建立做出了新的贡献，对隐喻理论的时间应用也进行了颇见成效的尝试。本文从概念隐喻的视角浅谈王红公英译《一剪梅》，寻求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李清照；王红公；概念隐喻；《一剪梅》

一、理论介绍

Lakoff和Johnson（1980）的隐喻研究使得人们不再将隐喻仅视为语言的装饰，不同学者采取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对隐喻加以探讨和研究 ，如认知实验方法下的隐喻研究，人类学角度的隐喻研究，语言习得与隐喻的发展等。隐喻不仅成为一个理论问题，也成为应用性的研究课题（Cameron & Graham，1999）。Lakoff和Johnson（1980）认为，人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概念体系本质上是隐喻性的，这就是“隐喻概念体系”（metaphorical concept system）。人们以一个概念理解建构另一个概念，也以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和表述另一个概念，这就是“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Lakoff & Johnson，1980：3-6）隐喻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和语言中（赵艳芳，2000：106），因此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内从语言对比的角度对英汉语中概念隐喻及其常见表达的异同进行分析有助于隐喻研究的深化。

Lakoff和Johnson将概念隐喻分为结构喻（structural metaphors）、方位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及本体喻（ontological metaphors），这一分类成为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研究的基石。结构喻指隐喻中始源概念域的结构可系统地转移到目标概念域中去，使得后者可按照前者的结构来系统地加以理解。通常是用源域 （source domain）中具体的、已知的或比较熟悉的概念去类比目标域（target domain）中抽象的、未知的或比较生疏的概念。方位喻运用诸如上下、前后、里外、深浅、中心―边缘等表达空间的概念来组织另一概念系统。这与我们的身体构造、行为方式密切相关。将具体的空间方位概念投射于情绪、身体状况、数量、社会地位等抽象的概念上。本体喻用关于物体的概念或概念结构来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经验。如可将抽象的概念喻说成具体的物体，可使后者的有关特征映合到前者上去，其中可分为三小类：（a）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把经验视作实体或物质，通过后者来理解前者，就可对经验做出相应的物质性描写，如指称、量化、分类，使其带上某类物质的特征，加以引申，进行推理，分析其相应的原因等。（b）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s）将本体（不是容器的事物、大地、视野、事件、行动、活动、状态、心境等）视为一种容器，使其有边界、可量化、能进、能出。（c）拟人隐喻（Personification）将事物视为具有人性就是一个明显的本体隐喻。[1]

二、文本分析

1.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Red lotus incense fades on＼The jeweled curtain. Autumn＼Comes again. Gently I open ＼My silk dress and float alone＼On the orchid boat.

“香残”一词用“残”字来表述“香”的消逝，可用本体喻下的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对其进行分析，用有形的动作修饰无形的知觉，栩栩如生之感顿生。同时，这一机制也可用于解释“玉簟”：通过玉的光泽来理解竹席的特征，可使其带上玉石的色泽特征。“兰舟”一词也可作相似的解释。译文的“incense fades on the jeweled curtain”中“fade”一词与原文的“残”在意韵表达上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将香译为消逝在竹帘上与原文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

“兰舟”即木兰舟，船的美称，木兰树所制的舟船。“兰舟”一词被赋予性色彩始于《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中《一剪梅》一词。该词译文中融合了大量的元素。其中译者将“轻解罗裳，独上兰舟”，“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译为：“Gently I open＼My silk dress and float alone＼On the orchid boat"，"Flowers， after their kind，flutter＼And scatter.Water after＼Its nature，when spilt， at last＼Gathers again in one piece.＼Creatures of the same species＼Long for each other"。译者将词人在上阕中“轻解罗裳”演绎为词人的诉求：“落花飘散循其类，流水溢聚因其性”，译者据此隐喻词人的性孤独、，孤儿联想到词人乘兰舟荡漾。王红公同时在注释里称“兰舟：指词人之性事，亦或确指其”。1971年王红公与钟玲合译、出版《中国女诗人》时，他便将“兰舟”与女性结合起来，取书名《兰舟：中国女诗人》。他明知“兰舟”是“Magnolia Boat”，却为诗意起见，译为“Orchid Boat”。他的诗人灵感将“兰舟”赋予女性色彩，象征女性美，甚至暗喻成女性的性器官。重译《一剪梅》时，王红公明确注释“‘兰舟’是女性性器官的常用比喻。”在此后创作中，他也成功地将这一词语纳入主体诗歌中。“兰舟”一次经过他的译介，吸纳了涵义，成功融入了美国本土文学，实现了经典化构建。[2]

2.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Who can ＼Take a letter beyond the clouds？＼Only the wild geese come back＼And write their ideograms＼On the sky under the full＼Moon that floods the West Chamber.

在中国古代，鸿雁可作书信的代称，常见“鸿雁传书”。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鸿雁比喻书信。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中有“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一句。此外，欧阳修在《戏答元珍》中也写道“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由此可以看出，归雁实际上是隐喻书信，并非真正的描写大雁。中国古代自身的背景让大家对这一隐喻并不陌生，但这一隐喻却无法在译文中体现出来。“wild geese”虽译出“雁”这一字，但由于文化的缺失造成了翻译对等词的空缺，不仅对理解原文没有帮助，可能会使读者产生不解。且“雁字”是指雁群排列的形状，而不是如译文所说大雁在书写某种符号。“月满西楼”一处也进行了隐喻处理。将西楼作为一种容器，而月光则似装在容器中的液体。译文中选择含义有一为“灌满”和“淹没”的“flood”一词事实上也按照原文对月满进行了隐喻处理。

3、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Flowers， after their kind， flutter＼And scatter. Water after＼Its nature，when spilt， at last＼Gathers again in one place.＼Creatures of the same species＼Long for each other. But we ＼Are far apart and I have＼Grown learned in sorrow.

徐炳昌曾将隐喻分为八类，分别为判断式、偏正式、同位式、并列式、替代式、描写式、迂回式和故事式隐喻。（转引自王寅411-412）而此处的“花”和“水”因为只出现了喻体没出现本体，以喻体代替本体，以二者来代替词人自己与其丈夫，所以可归为替代式。而且汉语中本身也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来表示一厢情愿的用法，同样采用“流水”和“落花”来代替男女。隐喻一般都是从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概念域来认知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罕见的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王寅教授在其著作中对中国古人的“愁”的隐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此处的“一种”和“两处”这两个量词将“相思”、“闲愁”具体化、形象化了，以量词代表的具体的熟悉的概念域来认知抽象无形的概念域。

4、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Nothing can make it dissolve＼And go away. One moment，＼It is on my eyebrows.＼The next， it weighs on my heart.

中文中“眉头”、“心头”二词本身就采用了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这一隐喻机制，将“眉”和“心”都当做一个整体，通过人类这一整体形象的“头”来理解“眉头”和“心头”可以对二者做出相应的物质性描写。而“下”、“上”二字通过形容词动词化不仅将“情”这一事物形象化、生动化，视其为一种拟人隐喻，而且也可理解为一种方位隐喻。方位隐喻指参照空间方位而组建的一系列隐喻概念。空间方位来源于人们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概念，如：上――下，前――后，中心――边缘等，人们将这些具体的概念投射于情绪、身体状况、数量、社会地位等抽象的概念上，形成许多方位词语表达抽象概念的语言表达。此处通过“下眉头”、“上心头”与前文相呼应，赋予“此情”一种不由自主的生命状态，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生命体，无论“下眉头”或是“上心头”都是“此情”自身发出的动作，突出了作者的“无计”之感。王红公的英译中更多的是将“此情”实体化，也就是实体物质隐喻，“dissolve”的解释中含有固体溶解和消散之意，而此处作者选取“dissolve”也有可能是想造成一种模糊，因为后文的“on”和“weigh”都体现了“it”的重量和体积，或与古诗词“载不动，许多愁”以及“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愁”中将愁思物化的手法相似，因此可以看出译者此处也采用了本体隐喻的机制。

三、王红公的翻译主张对其翻译的影响

中西李清照词英译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内中国译者翻译的李清照词，译者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以忠实于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特点；而是英语世界西方译者翻译的李清照词，以模拟汉语诗歌结构和意境表达为特点，努力保留异族文化特色，面向西方读者；三是英语世界华裔学者翻译的李清照词，既忠实传播祖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同时兼顾西方读者的接受。

王红公翻译的李清照词，一个总的特点是，译诗本身是卓越的英语诗歌。按照美国诗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话来说，一是敏感超群，而是具有美国风格。虽然王红公的译诗以其简洁明了的诗歌风格，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美国诗人。但所谓译诗，他从不把忠实于字面意义的传达作为其翻译的目的。王红公倡导的“同情”诗歌翻译观，强调译者用译入语进行再创造，译文要传达原作的神韵，要给读者带来没的感受。在李清照诗词英译过程中，他实践了“译者是‘辩护律师’”的主张，彰显了译者的权利和自由。他运用创造性翻译策略，给西方读者展现了李清照诗词的美和境界，其优美、典雅的译诗得到了学界广泛好评。William Lockwood称“他（王红公）再创了李清照充满想象的诗歌之光辉，并因此把她明亮、丰富的个性待到我们生命之中。” [4]

王红公提出诗歌翻译是“同情”行为。他称：“将诗译成诗是一种同情行为--将自己与另一个人相认同，将他的话变成自己的话。我们知道，一位好的译者是不会对照文本逐字翻译的。他不是人，而是全力以赴的辩护律师。他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请愿。诗歌翻译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同化，看陪审团是否被说服。”（Rexroth，1961：19）他强调译者不应受到文本文字的羁绊，而应该积极向作者靠近，真切地体会作者的创作经历和情感体验，结合译语的文化与习惯，适应译语读者的接受心理，然后用自己的语言传达作者的情感。他认为，翻译不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理解原作），更是情感的投入（感受原作），是译者和作者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译者才可能译出原作的精华。他的翻译标准是“同化”，在归化的情况下使译文迎合读者体味（taste）。雷氏的翻译观与当代西方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Andre Lefevere的观点不谋而合：强调翻译的“忠实”是不正确的，甚至它不是语言层面的对等的问题。实际上，翻译涉及到由译者在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体系的层面上所决定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5]

王红公译介的李清照诗词在译者文化身份与时代特征中得以“再生”，译文寻求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传神”、“传情”样态。他生动的解读与灵活的英译打破了译诗“忠实”与“误译”的二元对立，实践了他的“同情”诗歌翻译思想。译文令英语读者欣赏到了“异样”的李清照。他跨越时空“邂逅”李清照后，凭借“易安词”叙述了自我，丰富了自身的诗歌创作，缔结了一段令人瞩目的中美“诗缘”。

【参考文献】

[1]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郦青.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李华.宋词三百首详注[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

[4]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D].广西师范大学，2003.

[5]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李国南.辞格与词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