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曾经信仰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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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媒体工作，已经有好几次，有不曾谋面的乡亲、同学甚至老师，与我联系，诉说他们的遭遇：基层选举，强拆，还有土地纠纷。每次找到我之前，他们大多已穷尽了自己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办法，往往没有什么结果，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希望可以有媒体介入，最不济也先在网上传播一下，抓住最后一株稻草。

故乡“沦陷”，这已不是个别人的感受。越来越多的人，被地方高歌猛进的发展甩下了战车，哭不出声，喊不出痛，也难以寻求丝毫的权利救济。可是，媒体真的有能力给所有悲观的人们以期待吗？“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一句话，一篇抒情的南周新年致辞，曾经激励了不少人。但现在，还有一些无力者的悲观情绪，真的会得到安慰吗？

上个月回学校，在法学院的楼道里，遇到引我进入法学学科的老师，一位安于书斋与清贫的学者。站在楼道里，他给我讲述自己老家的遭遇。楼道里的光线很暗，有些反光，老师的面容显得很憔悴，远没了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大段诵读陈寅恪名篇的神采飞扬，“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老师的弟弟，在老家种地，因为是城郊，土地变得值钱了，老师弟弟的耕地被村里强行收回。两亩多地的一个小纠纷，居然真的就求告无门。学了十多年法律、在大学又教了十多年法律的哥哥，所能想到的维权途径，当然首先是诉讼，但这样的案子，在司法实务中却连立案都是奢谈。我看了老师操刀的情况反映材料，援引了不少法律的明文规定，字里行间，满是辛酸。老师说：“知道你在媒体工作，看是否能通过这一途径解决问题，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我知道，类似的事件在媒体人看来，太小，甚至毫无新闻价值，很难寄望于媒体介入。而本地的报纸，对这些话题，是连碰都没法碰的。更何况，即便侥幸报道出来，与事情的真正解决，还有天上地下的差距。在微博上，至今还每天能看到，写奔丧日志的复旦博士“古寨村孟建伟”，依然在苦等结果；朔州强拆命案死者的儿子“吴瑞曹”，还希望能转发出奇迹。怎么办？怎么跟老师说？我踌躇了很久。

咬了咬牙，我告诉老师，我们同一届的某同学，也是老师的学生，其父是该市的实权派官员，或许一个电话，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我帮老师联络上那位同学，给老师留下联系方式，便匆匆告别。希望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尽管，这有违老师对我近十年的法学教诲。我知道，每一次这样的现实逆袭，都是在胁迫我们向曾经信仰的法律告别。或许，曾经信仰，已然很难得。

【原载2012年5月20日 《南方都市报》】

题图∕ 投诉无门∕海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