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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京到北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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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道路管理能力一直被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学习,李春利教授长期研究中日汽车行业和城市发展的比较,他的一些观点,以及在日本的生活体验,值得我们思考

日本东京是世界上轨道交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有几十条城市轻轨和地铁组成一个立体的公共交通网,覆盖整个东京圈,东京城轨道超过2300公里,轨道交通每天运行的旅客数量是2000万人次,北京是500万。

东京的轨道交通承担了全部客运量的86%,无论是轻轨还是地铁,换乘都很方便,有99%的线路换乘均可在三四分钟内完成,都有电动扶梯自动连接,所以基本可以实现换乘的无缝连接,这样轨道交通既经济又准时,无论在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上,轨道交通均高于小汽车出行,这是东京市民利用轨道交通的原因。

充分利用轨道交通

如果包括东京度、崎玉县、千叶县三个县,东京圈的土地面积是1300平方公里,北京是1600平方公里。东京汽车保有量是1500万辆,北京是500万辆,东京圈汽车保有量已经是北京的三倍。在人口上,东京圈是3500万,等于一个加拿大全国的总人口,北京是2800万。

北京和东京可比性很强,但不一样的就是轨道交通。东京圈整个是3400公里,北京是1500公里,东京圈是北京的两倍多,尤其是东京圈的地铁里程330公里,北京是400公里,北京比东京地铁还多,这是利用率的问题。但北京出行方式的数据非常令人吃惊,北京总的小汽车出行是34%,东京是13%,北京是东京的2.5倍,如果是核心区,中心区,北京市内四个区汽车出行比例是47%,东京是6%,差距就在这里,所以关于轨道交通出行,东京达到了86%,北京是12%,东京是北京的7倍,所以利用立体轨道交通出行,这是东京交通的重要特色,也可以看出北京和东京的差距。

现在大家终于谈到了成本问题,谈到了市场调节手段,而不是靠行政手段,我认为汽车社会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不光包括购车,汽油,税负,停车费等私人成本,还包括大气污染、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土地占用、环境破坏、噪音等各种社会成本,这个概念在中国特别少,可以说是汽车社会的外部成本,所以社会生产力的极限就是社会承载的极限,正如罗马俱乐部70年代提出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所启示的那样,中国正面临着典型的增长极限,问题在于,汽车工业发展了,汽车社会严重落后,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跨入了汽车社会,这是个问题。

渐进模式

除了北京模式,上海模式,伦敦模式或新加坡模式,没有一个东京模式吗?如果北京以限购限行为特征,上海模式以拍卖牌照为特征,伦敦模式、新加坡模式以收拥堵费为特征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上海模式、东京模式、伦敦模式还是北京模式,都属于急攒坡急下车的类型,本来你块头就大,大块头急转弯是什么效果?让人看着可怕,所以是比较激进的,尤其在形成社会共识,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收拥堵费等都会带来很高的社会成本,这个决策部门意识到了没有?

难道没有第三条道路吗?一种相对温和些的,渐进式的或者是改良式的制度办法吗?中国改革30年的特征不是渐进式的吗?什么时候开始着急了?所以在这里我提出一个东京模式,既不限购,也不用拍卖牌照,也不用收堵车费,我称东京模式有三大特征:第一,重视立体轨道交通,完善并鼓励使用公共交通,这一点我刚才谈过了,略去不讲;第二条是积极建设副中心,或者次中心,引导城市从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的转变,分散核心功能区;三是重视交通需求管理的理念,一贯采取适度抑制私人小汽车增长,提高汽车使用成本的政策,这种东京模式我称为“渐进式”或“改良式”发展模式。

东京的副都新建设是一个很大的特征,具体讲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面临着和现在的北京非常像的甚至更严重的堵车情况,所以提出来建设副都新的规划,经过三十多年不懈的努力,东京已经形成了涩谷等多个副中心,包括中心高密度区的,城市环路不是汽车道,而是环城铁路,还有环城地铁,有上下双层,七个副都新基本都位于山手线和各种铁路汇集的交汇处,充分发挥了交通枢纽的聚集效益。

东京另一特征是重视交通需求管理的理念,交通需求管理的基本想法是从问题的根源上采取措施,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看见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从交通需求产生的源头做起,提前做前期规划,预先采取措施抑制交通需求的增长,在满足土地、能源等资源限制、资源制约和环境容量限制的条件下提高交通需求和交通供给,促使它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这思路有点像中国的大禹治水,不光是堵,而且要因势利导,要疏通它,这样一个思路。以前的思路主要靠提高交通设施,包括道路的供给能力思维来引导,我们称之为交通供给管理,无论是北京模式还是上海模式,尽管方式不同,但基本的思路都是交通供给管理的思维,怎么来提高增量?现在问题不是控制增量,而是怎么盘活存量,现有的能力怎么提高。

为北京支招

实际经验大家都知道,交通供给能力的提高往往会诱发新的交通需求,路好走了车自然多了,车的增速比建路的速度多,并不能有效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交通需求管理的出现改变这种被动的情况,中国现在非常典型,北京现在也非常典型,被动适应供需平衡调节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交通供给管理向交通需求管理制度、思路的转变势在必行,具体做法如下:

东京都政府于2000年正式提出来交通需求管理东京行动计划,提出来九项重点措施,其核心思想就是自主限制私人小汽车出行,不是限行,而是自主的,减少车使用的次数和频度,促使出行方式的转换,持而不用,你可以买,买完了你尽量别用,这是一个政策的基本导向,也是东京不堵车的奥秘。

九项措施重中之重是治理停车,我举两个例子,在东京,包括我上班,没有私人车位的,在机关或公司、大学里没有私人的停车位,商用停车位成本很高,按15分钟计价,一般城市中心区1到2美元吧,15分钟,不是一个小时;刚才讲了,政策购车是必须有车位证明,而且我买了好几次,上个礼拜刚买个普锐斯的新版,它得画地图的,在远处不行,要走多5分钟、10分钟的距离可以的,再远就知道你作假,那是不行的,车位证明这么高,所以养车成本之高,汽车使用成本之高是东京汽车持而不用的关键奥秘所在。

(汽车财经记者马胜娟根据作者在天津泰达汽车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