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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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是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张大报，她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报纸，诞生于1902年（早期以“大公”为名的七份报纸，坚持下来的只有目前香港这一家）。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说：“《大公报》的一百年可以涵盖中国的二十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是说，《大公报》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中国现代史。创刊人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大公报序》，宣布了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大公”含义，一百多年来，一直为《大公报》人所秉承。《大公报》是入选联合国推选的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是惟一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荣誉奖章的中文报纸。

《大公报》经历了四个阶段：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公司时期和一九四八年以来的后六十年在香港办报的时期。由满族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支持改革的报纸开始，经过受皖系政客把持的短暂时期，和资产阶级“文人论政”时期，到在香港做为爱国爱港报纸的时期，整个报纸的历史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把她当作一个辞条合起来写的。1931年5月，胡适为《大公报》一万号纪念刊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一句话就准确抓住了《大公报》的命脉。

《大公报》培养出来的著名的经营管理人才如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费彝民、王文彬；著名主笔如王芸生、徐铸成、李侠文、蒋荫恩、曾敏之、谭文瑞;著名记者如范长江、萧乾、杨刚、彭子冈、徐盈、孟秋江、朱启平;著名政论家梁厚甫，著名报刊活动家金庸等等。

“新记”大公报是大公报史上最具特色的一个时期，主持“新记”《大公报》编务的张季銮尤其强调“立言记事，务须忠勇”，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他们强化文人办报的民间立场，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表明他们要以这张报纸来实现“文章报国”的夙愿，力求站在文人立场上尽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早期他们开出“社评”栏目，对时事社会各个方面论其是非曲直，告诫国人，警戒当局，以自己独立的言论立场赢得了各界读者的瞩目。

正是因为站在文人立场上对社会发言，使得《大公报》广泛关注新闻之外的文化领域，副刊便承担了广泛的文化传承的任务，在《大公报》历史上吴宓主编《文学副刊》，沈从文、萧乾等人相继主编《文艺副刊》、《小公园》、《文艺》和《星期文艺》。自始至终，即使在抗战经费最紧张时期，依然坚持出版副刊，并设立了充裕的文学版面，支持文学创作，奖励文学新人。

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坛发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副刊中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先后停刊，《新青年》迁往上海，在平津乃至全国文坛中，《大公报》系列副刊确实成为产生了举足轻重影响的一个文学舆论空间，她以报道文学发展动向、发表文学作品为主，具有非常浓厚的学院派风格，包括最近的文学事件和最新出版的书籍、期刊介绍，也有一些作品发表，可以说新诗、旧诗纷呈，文言文、白话文并用。“副刊”还通过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介绍中外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等，使读者心智大开。

发展到现在，副刊内容丰富多彩，除了天天和读者见面的《大公园》、《小公园》、《新园地》、 《世界新潮》等之外，每日并出两大版《娱乐》、还有《星踪》、《神州新姿采》、《 寰球特写》、《摄影》、《文学》、《科学》等周刊，以及不定期特刊，讯息量丰富。

2002年《大公报》创刊一百年，现任社长王国华先生撰写了文章《记录百年历史见证时代风云――写在〈大公报〉创刊百年之际》，说到：“百年《大公报》的坚定信念是：一笔在手，克尽言责，忘己无私，永志不谖！”

（本文参阅刘淑玲著《〈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版）一书， 感谢《大公报・大公园》编辑孙嘉萍女士提供帮助！）

插图 ／ 郭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