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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化的失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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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角色;超凡化;物化;束缚

摘要:《江格尔》是研究中国蒙古族以及北方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观念的重要资料,其中对女性角色的描绘较为复杂。女性一方面被超凡化叙述,为男性所崇拜和恐惧;一方面又被物化和束缚,失去自主意志,被剥夺话语权,处于失语状态。它反映了史诗时代中国北方妇女的历史地位及生存处境。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1-0055-04

Analysis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Epic Jangar

WANG Wei-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China)

Key words: female characters, Godlike, materialization, bound

Abstract: The Epic Jangar is an important text to study Mongolia and nati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It displays the complexity of female characters. On the one hand, it admires females, hoping them to rescue and instruct the heroes at a critical time. On the other hand, it neglects the females'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having women robbed, or becoming captives, or a loyal wife. The Epic displays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women in north China in the epic times.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是史诗世界的奇葩。它在数百年以前形成于生活在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的蒙古族卫拉特人中,之后以口头传承形式代代相传,至今仍广泛流传于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蒙古人中,成为他们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1](P3)它反映了人们在特定时代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观念,是研究蒙古族以及北方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观念的重要资料,其中对女性角色的描绘,反映了史诗形成时代中国北方妇女的生存处境以及那个时代对妇女性别角色的认识,启示我们思考女性的历史地位及处境。

社会学家认为,一个社会通过分配给两性不同的任务来体现其性别概念,与作为男性或作为女性相关联的社会角色就是性别角色。[2](P362)在《江格尔》中,女性所承担的角色与男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她们一方面被超凡化叙述,为男性所崇拜和恐惧;一方面又被物化、被束缚,不能表达自己的主体意志,无法采取主动行为,处于失去话语权的尴尬状态。

一、被超凡化的女性

在人类历史上,女性曾经在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起过主宰作用,地位崇高;初民认为,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是神圣的,具有超凡的神力,[3](P21)因此男性常常表现出对女性夹杂着恐惧的崇拜意识。《江格尔》形成于13世纪[4]( P25-34)或15至17世纪[1](P191-214)是父系时代的产物,但是,女性崇拜观念在史诗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史诗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对女性进行了超凡化叙述。

英雄死而复生母题是女性崇拜痕迹的典型例子。《江格尔》中的3位主要英雄――江格尔父子及洪古尔,都有过死亡的经历,使他们死而复生的均为女性――英雄的未婚妻、妻子和母亲。[3](P25)其中,江格尔的经历比较突出:年轻的江格尔去征服阿拉坦策吉的8万匹铁青马,被射穿胸背昏死过去。英雄面临死亡的危险,在别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姗丹夫人拿出“灵药”救活了他。江格尔不但得以保全性命,而且还从姗丹夫人这里得到一个英勇而忠实的伙伴――日后成为他左膀右臂的洪古尔。[5](P20-21)在这里,姗丹夫人扮演了一位再生母亲的角色。按照古老的收继子习俗,被收的继子要模仿孩子的出生过程,从收养者的胯下钻过。姗丹夫人在给江格尔服用“灵药”之后,又向前迈出三步,才使江格尔醒来,也许就是象征性的收养过程,她作为再生母亲,给予了江格尔第二次生命。江格尔对姗丹夫人的感情,显示了英雄对母亲式救助者的依赖和尊重,表露出英雄具有人性色彩的温情,同时也反映着男性潜意识里对女性的敬畏与崇拜。

女性不仅能救护生命,而且还具有指导英雄行动并帮助英雄度过难关的能力。洪古尔娶妻子格莲金娜的每一步,都得益于一位“能相面的姑娘”的指导。[5](P145-166)而“美男子明彦偷袭托尔浒国阿拉坦可汗的马群”故事中,是一位年轻的姑娘用大钥匙帮助明彦穿越枪林完成使命。[5]( P385-388)在“美男子明彦活捉昆莫”故事中,一位“美丽的女郎”不但详细指导他如何战胜强大的对手,还亲自变作蜘蛛、黄手帕,帮助明彦完成艰难的任务。[5](P417-426)这些人物身上存在着神话、传说、童话和萨满信仰因素,是具有人性、神性和萨满性的多元多层次形象。[1](P334)这里既有蒙古人原始信仰的痕迹,又显示了他们对女性神秘力量的敬重。

女性崇拜意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对女性神秘力量的恐惧。波伏娃说:“在一切文明中,女人直到今天仍让男人感到恐怖”,[6](P174) 就是指的这一点。《江格尔》中,当女性表现出反叛意识的时候,其破坏力往往是神秘而巨大的,它对英雄的行为形成阻挠。在著名的江格尔齐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洪古尔娶亲”故事中,洪古尔杀了未婚妻参丹格日乐的新郎,姑娘对他诅咒道:“天啊,让我看见西鲁盖的后裔灭绝!你拆散了我命中的伴侣,让你迷失在荒野,走投无路!”一边祈祷一边击掌两次。[5](P133-136)参丹格日乐的语言和做法具有巫术的力量,它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洪古尔纵马疾驰了3个月,最后果然昏倒在荒野。若不是另一位姑娘格莲金娜化作天鹅救了他,英雄洪古尔就没命了。在其他英雄冒险的故事中,经常出现的女妖形象,也是对女性力量恐惧的反映。例如江格尔到下界拯救洪古尔的过程中遇到的强大对手之一是一个黄羊腿、黄铜嘴的女妖,女妖的魔袋、魔绳及其小妖是女性魔力的外化,她使江格尔的冒险行为受到严重阻碍。男性对女性的神秘力量既崇敬又恐惧,既想依赖又要躲开。在男性心目中,“女人是偶像,仆人,生命之源,又是黑暗的力量;是庄严沉默的真理,又是耍手腕者、饶舌者和谬误;是治疗者又是巫师。”[6](P168) 所以《江格尔》中的女性有时令人敬重如姗丹夫人,有时又让人恐惧如参丹格日乐或女妖。

《江格尔》是“原始型史诗”,反映的是集体思维,[7](P205-206) 对女性的超凡化叙述显示了史诗创作和传播集体在潜意识里对女性的崇拜和恐惧意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女性被超凡化描述的时候,她们没有呈现出经济上、心理上或社会地位上的独立身份,而是处于照顾者、帮助者和阻挠者的位置,其活动的核心是男性英雄,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

二、被物化的失语者

《江格尔》的主题是部落战争,男性因为战场上的优势而获得权力和声望;女性则不仅失去了战场上的主动地位,而且被剥夺了话语权,无法彰显其主体意识,因而处于“失语”状态,在沉默中成为被物化的群体。她像物体一样,被占有强权话语的男性当作掠夺的对象,甚至变为男性荣誉和礼物的载体而被争夺和赠送。

史诗多次把战争的起因归于妇女被劫。江格尔的夫人阿盖,常常是劫掠对象:江格尔为得到阿盖,先是杀死了阿盖的倾慕者大力士包鲁汉查干,继而打败了阿盖父亲诺敏・特古斯可汗,才娶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抢到、劫掠到)这位“称心的夫人”。[5](P302)在“江格尔和暴君芒乃决战”、“西拉・胡鲁库败北记”等故事中,阿盖都是被劫掠的对象和争战的起因。在这里,女性被劫成为争战的导火索;但我们听不到来自女性的声音,没有人关注她自己的意志,她在被劫掠中“失语”了。

女性遭劫反映了其是财产又不同于普通财产的特征。首先,失去话语权的女性与男性的“财产”并列在一起,“妻子和役畜或一份动产一样是男人的财产”,[6](P94)她们与财物一起被掠夺。《江格尔》的每次战斗都以战胜者获得财产和人(属民或奴隶)为结局;甚至洪古尔在激烈竞争中“娶”格莲金娜的过程,更像是宝木巴获取财产的过程。因为这场争斗不仅仅是让洪古尔得到一个妻子,伴随她归附宝木巴的还有其父查干兆拉可汗的整个王国。[5](P110-166)在男性作为统治力量的社会体制中,女性物化为男性财产的一部分,她们与普通财物连在一起,成为争夺的对象。其次,女性又不完全等同于普通财产。史诗时代的家庭关系中,丈夫处于统治地位,对妻子的所有权是其能力和权威的象征,妻子高于其他物质财产,成为丈夫带有精神含义的“特殊”财产。“通过妻子,男人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他的权力:她是他的尺度,他的现世命运。”[6](P205)从这一意义上说,劫掠妻子就是蔑视丈夫的尊严;当这个丈夫是位首领时,对其妻子的劫取就成了对其所属整个群体尊严的冒犯和侮辱。因而,最能激怒江格尔及其勇士的挑衅就是要求献出阿盖夫人,而最大的耻辱是阿盖的被掠。史诗有多处描写极力称赞阿盖的美貌与贤德,但写阿盖的最终目的是突出江格尔。阿盖越完美,江格尔越伟大:“人间只有江格尔才有这样美丽的伴侣”,[5](P222)阿盖成为江格尔荣誉的象征,所以劫掠阿盖就是侮辱江格尔及其部族。女性在“特殊财产”的意义上转化为战争的导火索。

史诗中,女性甚至成为一种荣誉符码,以“礼物”的形式而存在。江格尔两次为洪古尔娶妻,都是把女子作为礼物、作为他作战勇敢的奖赏而奖励给他的。洪古尔本人也认为妻子是江格尔奖给自己的礼物,他这样请求:“请赐我一位美貌的夫人”。[5]( P110-166)在这里,女性扮演了礼物和荣誉“载体”的角色。解读《江格尔》中女性的“礼物”功能,可以发现女性作为礼物,已丧失其自主选择的主体意识,而物化为男性尊严的载体,当然也就难免被劫掠的命运了。

三、被束缚的“忠诚者”

女性除了被超凡化和物化以外,在婚姻关系中呈现出被束缚的倾向。史诗表现的是低级形式的专偶制婚姻形式,即女性被要求忠诚于丈夫,男性却可以不忠实于妻子。用摩尔根的话说就是:“丈夫用某种隔离的办法来要求妻子的,但他却不承认有相应的义务。”[9](P257)江格尔曾毫不负责任地离家出走寻求外遇,并带回一个儿子,[5](P245-268)这没有影响他的英雄形象。但是女性却“受着十分严格的贞洁观念的支配”, [6](P94)被要求对丈夫忠诚,她往往被束缚在某一个婚姻关系中。

《江格尔》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典型的东方式观念。它赞颂贞洁的爱情,对看得极重,[4](P177-178) 特别要求女性做绝对的忠诚者。姗丹夫人的故事颇有典型意义。弗雷泽告诉我们:在某些人类群体,有些人被说成具有控制自然进程的力量,即神力,但这些人必须遵守一定的条规。[10](P390-392)《江格尔》表达了与此相似的观念。[11](P153-154)姗丹夫人就是这样一个有神力的人,而她必须遵守的条规是 “纯洁”。按照史诗的描述,“纯洁”的标准就是任何婚外都不可接触。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姗丹夫人抢救江格尔时,神力部分失灵了,其原因竟然只是曾“看见儿马和母马交欢,玷污了神药失去灵验。”[5](P 20-21) 无意中看到动物交欢的场景就要受到玷污,真可谓贞节要求的极至。“不洁”的行为在这里成为禁忌,强令女性严格约束自己。

洪古尔娶妻的故事更可见这种贞节观的严厉。《雄狮洪古尔娶亲之部》是《江格尔》中最精彩的描写英雄婚事故事的篇章,在俄罗斯卡尔梅克和中国新疆卫拉特地区均有流传。这一故事的各个异文都讲到洪古尔的初次婚姻以杀妻告终。[11](P201-203)在卡尔梅克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异文中,江格尔替洪古尔求婚,希望娶扎木巴拉可汗的女儿参丹格日乐,但拖延了不少时日才去迎娶。等洪古尔终于赶去时,参丹格日乐正和大力士图赫布斯举行婚礼。洪古尔大怒,不但杀了图赫布斯,而且“将美人劈为两段。”[5](P118-133)在极为惨烈的场面中,参丹格日乐表现出宁死不屈的倔强个性。但史诗作者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欣赏姑娘的刚勇,一方面又把她说成“内心肮脏,妖魔一样。”似乎不嫁仅仅请人来替求过婚而后又迟迟不露面的洪古尔就是“肮脏”了。与姗丹夫人神力遭玷污的情节联系起来,让人体会到史诗时代对女的严厉束缚。

在新疆著名江格尔奇皮・冉皮勒演唱的异文中,对此事件有类似的描写,甚至显得更为残酷。新婚不久的洪古尔因为有妻子不忠的“流言”,有“不三不四的”倾慕者,就在一天清晨把沉睡中的妻子“拦腰一刀,砍成两段。”[12](P789-802)这里不但表现出史诗人物英雄性和野蛮性的统一,同时更让人为那个时代对女性的严酷要求而震颤。

如果与同为英雄史诗的西方名著《荷马史诗》作比较,就更可体会东方妇女生存处境的艰辛。《荷马史诗》也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女子的从属地位以及对女的束缚:妻子要忠诚于丈夫,丈夫却可以在外寻欢作乐;[9](P274-275)但是与《江格尔》相比,古希腊人对女性的忠诚要求却表现得相对宽松。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是海伦被拐,她的行为可谓不忠不贞的典型。如果是在东方,这样一个女子的遭遇可想而知,只要想想“红颜祸水”这个词就足够了。但在荷马的世界里,众人对她的态度却是非常宽容。不但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及众位长老对她表现出父辈的容纳和疼爱,[13[(P64-65)甚至饱受争战之苦的主帅赫克托尔也毫不怨恨她,而是礼貌地尊重这位私奔而来的弟媳妇。[13]( P143)这应该是男权时代处于此种境遇的妇女所受到的最好待遇了。在《奥德赛》中,海伦则重新成为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的王后,其尊荣与私奔前比毫不逊色。[14](P57)这与参丹格日乐的遭遇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佩涅洛佩的故事同样引人深思。作为奥德修斯的妻子,她用哄骗拖延的办法应付众多求婚者以等待丈夫归来。[14](P10-15)她因此成为男人心目中妻子的楷模和道德典范,成为男性社会意识形态的理想化表现。[9](P268)如果拿这一形象与上文所分析的洪古尔第一任妻子的遭遇(皮・冉皮勒异文)比起来,差距就大了。那位妻子只因为几句流言、几位倾慕者的光顾就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这之间的反差令人惊叹!它反映出东方妇女曾经长期生活于其中的艰辛的生存处境。

对女性的束缚并不表示所有的男性都故意压迫女性,其意识是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社会成员的认知和日常交往。强令女性作“忠诚者”,表现的是对女性主体意志的漠视,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使她在失语状态下成为男权世界的附庸和衬托。。

在民间长期流传基础上形成的长篇史诗,反映的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展示的是民族的精神。《江格尔》对女性角色的描绘,反映出史诗时代的人们对女性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它启示我们进一步探讨女性的历史地位和人生价值,加深对女性社会生活角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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