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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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上已经是2010年,不过还需要一些时间和一些事件,才能让我们的心思彻底走出2009年,因为从经济视角来看,2009年的印记实在是太深刻了,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依然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震荡。

这几乎是一种过山车一般的体验,惊心动魄,跌宕起伏。2009年中国经济几乎每个季度都显示不同特征,第一季度极度冰寒,第二季度局势迷离,第三季度数据企稳,第四季度则已经看到过热迹象。到了2010年年初,乐观的情绪四处弥漫,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经济走出了一条快速反转的“V”型曲线,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已经率先复苏。近日国内多家机构发表了对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乐观展望。中国社科院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预测,今年中国GDP增长率将回升到9%。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则认为,2010年我国GDP增长有望达8.5%左右,与2009年大体持平,经济增长和物价有望实现“双稳”运行态势。中信证券最近发表的年度策略报告称,中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企业盈利都将在2010年出现明确的、实质性的好转。预计今年GDP增速将由2009年的8.6%回升至10.1%。

不过这种乐观的情绪和声音不是全部。如果从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过山车是一种比喻的话,那么从经济景气的角度来看,则可以作另外一个比喻。中国经济更像是在微波炉里短暂烤过的冰淇淋,外表也许已经热得发烫,但是内部还是处在冰冻状态。热得发烫的部分,就是在流动性洪水催化下高歌猛进的楼市和股市;冰冻的部分,其实是中小企业经济活跃状况,从就业市场也可见一斑。因此一些悲观的评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靠的是通过释放巨额流动性,强化投资拉动效应,短暂地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很显然,这种政策组合是无法持续的,并且包含很多的副作用。当投资驱动无法继续,而出口和内需无法接续经济发展动力的时候,那么中国经济的二次探底将不可避免。

对于经济现实的判断和对前景的预估出现严重分歧是自然的,对于很多公共议题,如果运用权力压制不同意见来追求表面的和谐是危险的。决策层需要做的是,要善于从分歧的公共表达中发现问题,寻找智慧,并进而转化成为更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

幸运的是,对于研判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其实分歧并没有那么显著。大多数评论者都经常提到并且严重同意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调整经济结构应该是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瓶颈所在。连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也在一个场合提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有利条件,但是经济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有力解决,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深层次上是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冲击,因此急切需要在目前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调结构。

中央决策层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2009年岁末召开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要求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同时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

当结构调整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度的时候,消除一些有关“经济结构”的似是而非的理解是必须的。在当下的公共话语体系中,太多和经济结构毫不沾边的解释和意思附会都广泛流行,比如把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行业结构,或者科技附加值等等数据混同起来。需要重申的是,这里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宏观视角,反映的是市场准入、市场各要素组合的便利性和效率,竞争的活跃性和籍此反映的经济内在活力。那种把经济结构调整和具体的行业领域相对应起来的做法,是一种认知的错位,也很容易为政府的微观干预提供借口。

在梳理了经济结构应有之义后,2010年调整经济结构的工作就可以纲举目张,简单地说,就是破除行政垄断,推动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

中国的经济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对一些关键行业进行垄断性控制,阻断了要素的流动和民间资本的进入,提高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形成了对市场其他行业的剥夺。这种效应,尤其表现在国资委系统所属的大型企业群中。垄断行业已经自成一体,代表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阻挠着经济的自由拓展。

推进要素市场化,重点在那些迄今为止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关键的要素,比如土地要素,资本要素等等。市场经济是各种要素都需要竞争的一种体制。现在土地资源的国家垄断以及对金融体制的严格管制极大地扭曲了市场的配置能力,使得市场交易秩序无法扩展。

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演变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放松和解除管制是市场推进的鲜明特征。不过这个过程远未完成,各种各样的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大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市场微观主体的负担特别沉重,经济活动效率低下。

内部经济体的平整化,是减少政府管制的一种形象说法,决策层要对此展现必要的意愿,尤其要清除各个地方行政权力导致的市场分割和障碍,形成真正的全国统一性市场。经济改革三十年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对外开发格局有了重大的进展。不过很多行业,依然对国内资本有很多歧视。许多外国资本都能够进入的经济领域,却为民间资本的进入设置了重重障碍,设置了高门槛,如在金融、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电讯服务、教育、文化、卫生、传媒等领域,对内开放依然任重道远。

事实上,最近数年来,决策层在历次重大的会议中都触及了上述提到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并且在法制法规层面做了一些必要的铺垫,比如简称非公三十六条的以中央文件形式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还有反垄断法及其配套法规等等。因此,2010年的宏观经济路径,需要经济结构调整这个使命再次重装上阵。而这个使命说到底,并不需要追求任何新意,而只是需要回到根本,回到最近30年以来的市场化的道路,而不是回到2009年的大政府时代。只有这样,才能开拓出一片经济发展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