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和中国文化渊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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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是大陆文化,相比于古代希腊的海洋文化,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诸法合体,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民事法律制度落后,官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不发达。民事矛盾的大量存在为民间纠纷自身自长的解决方式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中国人善于化干戈为玉帛的处事方式使调解在中国民事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逐渐形成了调解文化。调解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调解将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所追求的效果是息讼,以至无讼。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精神相吻合,中庸之道切近,包容精神相通。调解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调解的核心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相切合。
关键词:
调解 中国传统文化 息讼 无讼
一、调解辞源
调解一词最早见于14世纪明朝宋濂《故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司郎中王公墓志铭》一文,其中提到“诸暨戍将谢再兴与部帅王甲有违言,几致乱,上令公调解之。”这是调解一词在文字上的最早出处。19世纪清朝黄钧宰《金壶浪墨·石城桥夷人》:“夷人遽前殴生,众方调解,有壮士排衣直前曰:‘夷何在?’”。老舍《茶馆》第一幕:“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可以看出调解是解决纠纷最自然的方式。
《大明律集解附例》中有:“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这说明调解已被官方重视,是官方所承认的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纠纷的方式。但是调解一词最早见于官方文件中则是中华民国时期政府于1931年颁布的《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权限规程》中。
二、调解在中国纠纷解决中的地位
调解是当事人互动过程中公平正义效率的解决当事人权益关系。
调解是最直接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最能反映当事人的诉求,调解天然的诞生于纠纷解决的方式之初,调解天然的先于诉讼产生。
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纠纷直接的纠纷解决方式[，！]都是先通过调解,调解不成,才产生了将纠纷引至得到大家公认有学识的长老面前,请求仲裁的解决方式,而长老仲裁前主要还是依靠调解;随着国家的诞生,中国司法诉讼制度终以建立,但中国的诉讼制度依附于行政,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地位;又因为传统文化对于息讼,无讼的追求,让调解在司法诉讼中,仲裁过程中,以及民间纠纷的私了解决方式中都占据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中国文化蕴涵的调解思想
中国古代纠纷采取私了的解决方式大量存在,这为调解在中国民间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发展土壤。中国文化推崇当事人在纠纷面前进行和解,调解是纠纷解决以及通向和解的一种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精神相契和。
中国在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空前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取得了主流地位,同道家、墨家一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道家追求自然,无为;墨家提倡兼爱。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墨家、道家同其他各家的核心意旨流露出明显的和合精神,体现在诉讼中,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息讼,无讼的价值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教化,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教化,教而化之。中国传统文化教化的特点营造了一种宽容的文化心态,使中国传统文化有容纳不同思想的底蕴。中国的精英阶层站在文化的高度对平民施行教化,教化所追求的结果便是达到社会和谐,有助于无形中提高民众的觉悟,人民安定,以求间接达到社会和谐的效果。教化的作用反映在民众纠纷的思想方面便是启导民众互相退让,互相宽容,达到将民众的纠纷化解在未爆发的初态。
1. 息讼。
息讼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调解思想,息讼是在民众发生纠纷后,通过对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达到化解纠纷的目的。中国民间纠纷的案例中,无论是在民间纠纷的私下解决,还是民间纠纷的对簿公堂,抑或仲裁,都是非常注重以调解的方式达到息讼的目的。可以看出,采取调解的方式达到息讼的目的是中国民间纠纷解决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诉讼制度的一大特色。
2. 无讼。
无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追求。调解的目的是促使当事人和解,和解的效果便是无讼。孔子说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的无讼思想究其根源是希望民众没有纠纷,从而无讼。然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纠纷,孔子的无讼只能是一种追求。调解将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从而间接达到无讼的结果。调解不能阻止纠纷的产生,但是可以促使纠纷化解,调解不能满足无讼的最高追求,但是调解是对无讼的一种现实追求,也是一种实在的追求。
3. 教化。
文化的一大效能就是教化,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注重教化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的一大感象区别就是教化。《诗·周南·关雎序》:“美教化,移风俗。”。《礼记·经解》中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可见,古人认为教化有移风化俗,止邪无形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提倡息讼,无讼;这是因为,一方面息讼,无讼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教化的施行;另一方面,因为其是教化的效果体现。在非常注重文化教化效能的中国,尤其注重民事纠纷的调解解决。调解教导人们互相宽容,减少摩擦,督促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人文情感,而这正是教化的目的所在。因此调解是教化在纠纷解决方面的一种方式,教化需要调解,调解有助教化。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深厚的智慧。中国以教化的手段对息讼,无讼社会的倡导源于中国司法体制依附于行政,不能有效的解决民众纠纷;另一方面,是国家为了方面统治管理,降低民众的参政积极性,抵制民众的诉讼行为;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教化、调解等方式对息讼,无讼社会的追求,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智慧。通过广以教化,内以调解的的方式对息讼,无讼社会的追求是一种对和谐社会理念的具体实践,是从理想者的高度跨越式的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立意高远,深显智慧。虽然中国对息讼,无讼社会的追求有些不切实际,但从根本上看待问题,并且提出最佳理想之策,反映了中国人对和谐社会的向往。
四、调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相切合
公平,正义是每个时代的追求,调解在中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调解之所以成为中国诉讼的一大特色,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古代诉讼制度很大程度上不能够为当事人带来公平正义,民众对待纠纷,更愿意采取私了的方式。
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揭示一个民族深层次的行为和思想。公平正义是每个时代的追求,是中国文化的要求,是每个人希望达到的东西。调解解决纠纷在中国古代民间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民众对调解能够达到公平正义的认可。调解在中国历史的不断实践中,形成了一种调解文化。调解文化融化与中国文化共同的精神追求中,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1.调解与和合精神。
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着作《国语·郑语》中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中国人以动态的心理,变化的思想来看待冲突,认为和合精神蕴含这样一种理念
,冲突包含着融合,融合以冲突为前提,通过冲突和融合形成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状态在国学里面称作 “和合体”。调解文化的核心内涵在于和合精神,调解是当事人表达方式的有效畅通,抑制争端态势的发展,极大的维持了表面上的和谐;同时,中国文化强大的教化力量让表面上的和谐渗透到民众的精神世界中,由表极内,逐渐形成和合精神的内涵。 2.调解与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中庸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庸》一书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调解文化与《中庸》之中的忠恕宽容的原则相得益彰,《中庸》十三章、三十章阐述了忠恕宽容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人们互相谅解、忠恕宽容。调解的初衷是解决当事人的纠纷,其进一步的要求是提升民众的精神境界,教导民众学会宽容,互相谅解;民众精神境界的提升,宽容谅解心态的培养需要民众加强自我教育,增强自我修养,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达成当事人的调解,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
3.调解与包容精神。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包容精神。中国文化的包容精神源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是建立在中国人对地大物大的自信之上的。调解促使当事人和解,和解需要当事人树立包容精神,换位思考,互相谅解,以达到纠纷的私了解决。因此,调解的成功解决意味着包容。调解文化毋庸置疑的蕴含着包容精神,体现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相互理解,相互退让。调解与中国文化的包容精神相切合。
调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是高度同一的,因为二者有着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古声古态的文化,和合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中庸之道体现其精神追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由此散发出浓烈的大包容精神。调解在社会纠纷方面集中的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中庸之道,包容精神,调解的直接目标是化解当事人的纠纷,促使当事人和解,这也是调解的初衷;调解的进一步要求是提升民众的思想水平,启领民众培养宽容精神,这也是教化的目的。这都体现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调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渊源。
结语:调解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调解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形成了调解文化,调解文化体现为息讼,无讼,教化。中国文化先贤对息讼社会,无讼社会的追求,与调解文化相得益彰。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纠纷,纠纷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相比于息讼,无讼,诉讼更能靠近正义;但中国对息讼社会,无讼社会的追求有其内在价值,息讼社会和无讼社会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形态,其终极追求为构建和谐社会,因此,我们应充分肯定其价值。中国司法的相对依附性不能够给民众带来广泛的公平正义,因此更倾向于调解解决社会纠纷。调解作为民间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基础,认识调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有助于将调解融合在我国文化之中,更好的指导调解,也有助于认识大调解的本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