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出版时代,好编辑如何修成正果之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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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3年年初，编辑界发生了的三大新闻事件：吴文辉网络编辑团队出走盛大、实先生自掏腰包设立“白鹿原当代文学编辑奖”、2013中国好编辑推选颁奖典礼在京举行，热热闹闹地让编辑这一角色走向前台，让业界的话题聚焦在编辑这个群体。但关于编辑我们究竟要讨论什么？它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它的改变和重塑的紧迫性都已毋庸置疑地得到了行业内外的共识，然而意识共识之后，怎样去做才是现代出版的现实课题。

为此，我刊特别邀请到4位一直在编辑一线上工作的中青年编辑，和我们一起思索：云出版时代，如何做好一名编辑、如何做一名好编辑这个大课题。同时，也非常感谢因2013年7月《云出版时代，好编辑如何修成正果（上篇）》刊登后，而征集到更多读者、作者的反馈意见和相关话题论文。

上期在相对笼统的几个话题中，我们已经看到因思想碰撞出来的一些火花非常亮眼：周蔚华老师提出的10大编辑功能进一步具化了编辑工作在现代出版全过程中的贯穿性；李又顺编辑认为考察一个编辑是不是好编辑，要看其是否具有“编辑灵魂”；金马洛编辑则强调编辑要靠自己的积极主动性让自己重要起来；邵培松编辑从营销策划的角度更侧重编辑工作的整合性；“海量资料”“大数据”时代是否是一个新的起跑线等等。而这期的做好编辑再探讨又将给我们带来更有力量和价值的观点。

本刊记者：编辑的角色和功能，随着出版时代的改变在改变，但有一些东西是本质的、从来不会也不应该改变，您认为这个本质是什么？换句话说，作为编辑，不管在传统出版、数字出版，或未来的任何出版方式，坚守的应是什么？

周蔚华：几年前，邵益文先生和我共同主编了《普通编辑学》一书，书中我们把编辑界定为“编辑活动是编辑主体依据一定原则对编辑客体进行选择、优化，并使之适宜于传播的能动的创造性文化活动”，认为这就是编辑的本质所在。

这个问题可分解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数字传播时代需要编辑吗？有人认为在数字传播条件下，已进入“自媒体”时代，编辑可有可无了。在任何社会，传播都是一种社会公共行为，需要遵守公共秩序，按照公共规范进行传播，否则就会鱼目混珠、真假难辨，一些不负责任的谣言、虚假信息等就会无遮拦地传播，会给社会造成危害，由于数字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因此，对信息进行编辑把关就会变得比以往更加需要。

第二，编辑的基本职能是什么？我在第一个话题里谈到了编辑的10项功能，但编辑的核心功能是优选、优化和把关功能，使其宜于传播，这一点无论在什么传播环境下都是其基本功能，也是其主要功能。

第三，编辑需坚守什么？既然编辑活动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履行传播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编辑在任何情况下须坚守的。产品形态、传播方式、消费方式可以不断变化，盈利模式可多种多样，但出版企业须承担传承文明、记录历史、留住记忆、化育人类、弘扬真理的职能没有变，那么编辑所承担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就不能有任何动摇。

李又顺：我认为，唯一永远不会变的是出版本质。也就是说为什么人类社会需要出版呢？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出版，就因为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是精神文明成果需保存下来留给后人，从而起到延续人类优秀精神文明的作用。可以说，一部人类出版史，就是一部人类精神文明的演进与发展的历史。无论是传统纸质出版，还是云出版，只是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出版一是为了传承文明，二是为了传播文明。如果说传统纸质出版的传播方式是单线的、单一的（只是以一本书固有的形态出版、发行、流通），也是静态的（除非再版改变它原来的形态），那么，云出版则是多向的（一个文本多种形态，即多媒体）、丰富的、立体的、动态的（可适时根据读者反馈改变文本的形态与体量）。虽存在这些差异，但出版的本质不会改变。无论哪种出版，都需更加优质的内容资源。因为，只有那些更加优质的内容资源才能传之久远。因此，无优质内容资源做基础的纸质出版就是浪费纸质资源，同样，无优质内容资源作为后盾的云出版，就是浪费云资源。因此，作为编辑，竭力寻找和发现一流的优质出版资源并善于维护、经营它们，正是编辑职业的灵魂所在。

金马洛：时代要求编辑改变，编辑也确实应时代要求发生了改变。因为出版品类多样，每一类对编辑的具体要求又有差异，实在很难概括出所有编辑都应着重修炼的几条是什么。但有一条是确定的，就是编辑的助手角色：助作者一臂之力，助读者一臂之力。无论编辑是以个人之力、还是群体之力，无论是发现作者的才华，呈现作者的才华，无论是向一个人推荐作者，还是通过大规模的营销向广大读者推荐作者，都是在帮助作者；反过来，编辑把作者作品传递到读者手中所做的，正是对读者的帮助。为作者和读者着想，帮到了作者和读者，编辑就帮到了自己，成就了自己。

本刊记者：或许，我们对编辑该改变什么、该坚守什么有着一定的共识，我们也切实去努力做了，但真正要成为一名好编辑，在出版业界修成正果，是否还需一些条件？

金马洛：成为一名好编辑：第一，获得信任。首先，作为编辑，与作者交好，对作者的服务非常重要，让作者满意，让作者感受到他的存在，不要伤害作者和作品，更重要的是为作者的写作加分、作品增值，实现作者合理的名利诉求，让作者信赖你。其次，建立领导和周围同事、朋友对你选题编辑能力的信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获得这些信任之后，压力反而更大，你需更加谨慎以便不辜负他们的信任。第二，打持久战。对于你欣赏的作者和想成为其编辑的作者，要敢于并想方设法靠近他们、“勾搭”他们，用细致耐心的服务传递编辑的诚意。第三，有感情。一是做编辑工作有乐趣，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说就是做衣裳本身的乐趣，未免有点不甘不愿――至少我是这样的――这事说到底还是跟发现美和成就美有关，和参与世道人心的变革和完善有关――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当我做一本好书出来，自己满足、作者满意、读者欢欣时，我尤其这样认为。第四，作为策划编辑，需养成多方面看数据、分析数据的习惯，但也不要仅以数据作为决定某些书是否能做的唯一标准――这又恰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多看作品多分析作品有时比多看多分析数据重要，尤其是面对那些每读一次都有新感受的作品时，你需要相信自己从阅读中获益良多，继而推论读者也会有多重发现，由此可以找到更好的至少在行业平均水平以上的方法让一本数据平平（可能）的书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当然，做选题，别为了说服而说服，以免自欺欺人。

周蔚华：编辑要修成正果，当然需要一定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给编辑一个成长、成才和发挥才能的良好环境，让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简单地说就是要给编辑建台子、搭梯子、压担子、捧场子，让他们成为文化舞台的主角。

李又顺：我认为还须有一种不人云亦云的独立精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同时，要养成尊重自己、相信自己的习惯。

是否具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意志，也影响当下出版环境中的编辑的态度与抉择。现今是传统出版与网络出版并存的时代，不少多年从事传统出版的编辑同人，有一种职业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且这种负面情绪还在不断放大，像疫病一样在业界蔓延。但现实是，美国亚马逊电子书销售在持续的猛增后，也显趋缓之势。美国的独立书店在经历大萧条之后有复苏的迹象，欧洲电子书销售占比也仅2%，这似乎对传统出版并未构成多大威胁。且有数字表明，真正好的纸质版图书还在受到读者的追捧，好的文本加上好的设计与装帧，同样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国内，大量的虚拟出版投入并未带来实际收益，电子书销售也远未达到人们想象的程度。甚至有报道称电子书与网络出版，只是看着好看的一道美丽而虚幻的风景。因此，要想云出版真正取代传统出版，须形成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须有相关成熟的版权保护体系，须突破很多瓶颈的问题。当然最终还要看读者对云出版的依附程度。而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作为编辑，一味悲观无作为不可取，一味追赶时髦心浮气躁更不可取。当今环境下，传统出版编辑还得有自己的独立的坚持和立场，一方面关注云出版的动态并做好应对的准备，另一方面更要戒除浮躁心理，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努力发现好选题、好作者，然后投入精力把它做成精品，做成艺术品，做成具有收藏价值的珍品，以满足当下爱书人多方位的高品位需求。

邵培松：还需要一些好的工作机遇和平台，但出版工作不是光有一个好的编辑就行了，它也是一个系统性工作，也是有产业链的，也需要设计、发行、营销等的配合，更需有一个强有力的团体领导和通力协作，这些都具备了，才能从各个方面促进编辑工作更好地完成，才能真正修炼出一个好编辑。

本刊记者：关于编辑有这样一个戏言：“编辑是出版的灵魂，但出版什么，编辑没有最终决定权，因为市场营销部和业务部会追着问：‘这能卖得动吗？’。”而关于出版，刘景琳先生同样有个疑问：“出版在所有传媒产业里是最具 ‘滞后’性质的，把 ‘后’做好才是出版的本分，现在搞反了，大家都在争先恐后与时俱进。”在此，请您仅从编辑角度理解这句戏言和刘先生的“争先恐后”。面对这样的环境，一名好编辑会怎样回答营销部的追问？该不该“争先恐后”？

邵培松：做出版，重视市场是对的，但不能过分强调市场，不能过分追逐发行和经济回报。出版工作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宣传，相比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始终应该放在第一位，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编辑，应有这种自觉和使命。

金马洛：如之前所说，编辑价值、编辑水平、编辑功能都是多样化的。在信息分众时代，了解图书对应的读者群并将出版信息有效传达给读者继而在读者那里实现购买，这绝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

在出版机构，销售部是编辑的第一个读者群，他们扮演了最挑剔最不愿花钱买书的读者，编辑遭到销售部门的质疑实属正常。现在在很多出版机构，编辑的一个必备技能是给销售部“说书”“讲书”。在磨铁公司，优秀的产品经理和编辑，为了把书说好，让销售对一本书有信心进而把这信心传递给经销商，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最具标志性的工作便是做一个超有说服力的PPT。在PPT中，产品经理和编辑将书的封面效果图呈现出来，将书的与众不同、优于同类的亮点一一提炼出来，将书对应的核心读者群描述出来，将书的作者之前的销售数据、同类书的销售数据都调查出来，把作者、编辑、各部门能为这本书所用的营销资源、所做的营销动作的预案也抛出来。在产品经理把文本优势、设计包装、市场优劣势都考虑到的时候，销售部的同事又岂会无动于衷而不积极上阵呢？去年磨铁出版了一本人文旅游书《说走就走》，第一次在全公司亮相之前默默无闻，作者也没什么知名度，可几十位一线做销售业务的同事，看着产品经理精心设计的PPT，听她讲了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的故事后，都颇受触动，当即预期这本书能卖到5万册以上，并保证给各渠道商多做工作。后来这本书销售势头果然很好，且还超出预期。

编辑常犯一个毛病：以偏概全。被销售追问会更有利于编辑的成长和强大，让编辑逐渐弥补自己的不足和褊狭。一本书的成功非一人之力可得完成，可一本书的失败常常一个人就可完成、且可能完成得很彻底。面对销售部的质疑，编辑一方面需要拿出足够的数据和事实说服销售，一方面需要虚心听取销售的意见，并与销售配合，甚至要帮助销售图书。

刘景琳先生的“滞后论”我完全同意，只是文化需求多样、出版形式多样，有些与时俱进的内容编成书，恰好可满足一部分追求与时俱进的读者的与时俱进的需求，无可厚非，这也是编辑的功能之一。文明，是人类跨越历史的文化选择，图书出版算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我筛选机制之一。没法要求上了筛子的都是谷子而非秕子，也没法要求筛子的洞眼都是一个尺寸。如同粮食，有爱吃粗粮的，有爱吃细粮的，有喜欢粗细搭配的，在出版生态中，为读者提供有益的、有趣的、有用的、无害的内容的出版机构和编辑都有存在之必要，有的喜欢做快书，有的喜欢出慢书，都可以。至于单个的出版机构怎么选择，是专是广，是粗是精，是争先恐后，还是争后恐先，自由其经营方略决定。不说老牌大社，单说业内做大众出版的几家民营图书公司，各有特点，各有千百万的读者购买他们出版的书，这就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元的阅读生态，这也是出版所追求和营造的。

周蔚华：这个问题本身就反映了当前出版界的最大困惑，即出版的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矛盾。这是个老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邹韬奋就曾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很好回答。他用事业性和商业性的关系来说明，强调了两者的对立统一，提倡二者的完美结合。但在今天，在商业化和市场化浪潮冲击下，“卖得动”或销量成了判断编辑的最高标准，文化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几年前有家出版社曾经翻译出版过美国出版人Andre Schiffrin所著的《出版业》（The Business of Books），该书谈到，20世纪后半叶，市场至上，市场化和商业化统治了一切，所有的价值观为之臣服，并把它看做消费者民主的一种体现，出版业在盈利的驱使下沦为第二个娱乐业。该书进一步提出：卡夫卡的处女作只卖了800本，布莱希特的处女作只印了600本，假如当初有人觉得不值得出版他们的著作，那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该书作者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市场审查制度”，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