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人的“爱物”、“感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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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透过《世说新语》我们可以发现，魏晋人对“物”的钟爱已到了一种近乎痴迷的程度。《世说新语》中所表现出的魏晋人的“爱物”、“感物”之情，彰显了魏晋人崇尚自由，不受束缚的独特个性，这其实也是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正是这种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引发了文学自觉的出现，正式的“纯文学”观念也由此而形成，这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国文学、文学史的演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世说新语；爱物；情
一
魏晋人对“事物”的喜爱和钟情已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便是很典型的一位：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
仅仅一天没有竹子的相伴，王子猷就按捺不住寂寞的心情了，这种对竹子的一往情深可谓达到了极致。竹子已成为了他的影子，难舍难分，似已到了几近无隙的境界。王子猷一生率性而为、桀骜不驯，他对竹子的“妙赏”看似任诞，但其实寄托于其中的却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这不得不让后代文人所崇敬和效仿。不仅对竹如此，子猷对“琴”的钟情，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 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座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任诞》）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人“爱物”，并不为世俗所累，但求自己的解脱和宽慰。所以他们的“爱物”，少了几份束缚，因此显得格外率真、真挚，
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魏晋人对事物的喜爱不仅只停留在对江河湖海、名山大川、小桥流水等一些自然之物上，他们对物的钟爱具有“泛爱性”，他们不仅爱竹、爱琴也爱酒，仿佛对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心存“爱意”。魏晋人所表现出的爱好准确地应该说是“癖好”，则更具那个时代的特色，让人有时难以想象。
《世说新语》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宏伟叙事，他所讲述的都是一些极为常见、平淡的故事。正如“支公好鹤”这个简短、平实的小故事一样，它以“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这样富有韵味的结局收尾，留给人的是美好的遐想和心灵的顿悟。
二
冯友兰先生曾在《论风流》一文中，用八个字概括魏晋风度所涵盖的基本素质，那就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在这四个基本素质中，“深情”较之前三种素质则更胜一筹，因为“深情”是经历了“玄心”、“洞见”、“妙赏”之后达到的情与万物的一种共鸣。而这种“共鸣”就是人与宇宙万物的对话、交流、碰撞时所萌生的情感，这里用陆机的话来概括最为恰当：“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魏晋人喜欢“感物兴思”，“感物”的前提则是“爱物”。“爱物”就是对宇宙、对生命、对个体的珍视，没有最起码的“爱”，“感”就会不深切、不纯真，而“感物”恰好是对“爱物”的提升与阐发。
三
“情”最早的意思就是真诚、真心。魏晋人的“爱物”和“感物”之情，就是真心的流露。“情”是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因为情感，且只有情感，才是人最首要最基本的存在方式。”
没有“情”，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进而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人性的觉醒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关系，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的一句话可谓一语中的：“今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
“《世说新语》不仅是一部重要的文学文本，而且在美学、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就其产生的年代而言，它对情感问题的重视上承陆机《文赋》，下启刘勰《文心雕龙》，因而是情感论关学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在那个重情的时代，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这一命题，他主张：“诗缘情而绮靡”，一篇诗歌乃至文学作品只有注入“真情”才会成为佳作，才会显得格外精妙。《世说新语》与这一命题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在《文学》篇中载：
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文学》）
唐代白居易在《与元九书》对诗与情的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论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并在《策林六十九——采诗以朴察时政》认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唐以后“诗缘情”发生了凸显与发展：“情之溺人也甚于水……诚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序》）元代元好问在《雁丘词》中写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令人读之，喜而解颐，哀而酸鼻，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明·徐渭《选古今南北剧序》）张琦在《衡曲麈谈》中讲到：“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凸显了“情”的重要性，这与《世说新语》的“尚情”也是一脉相承的。汤显祖认为自己创作的动机也是：“为情所使，劬于伎剧。”（汤显祖《续栖贤莲社求友文》）并在《牡丹亭记题词》有更加详细的论证：“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清代洪升在《长生殿·满江红》也将文学的动机归结在一个“情”字：“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分南共北，两心哪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 感金石，回天地，垂日月，昭青史，想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师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同一时代的袁枚也认为不朽的诗篇，是因为有真情的注入：“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袁枚《答蕺园论诗书》）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