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你的饭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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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用户体验，有些电影看完后会让观众扪心自问：“我看它干嘛？”另一些电影则会让观众情不自禁地问导演：“你拍它干嘛？”《归来》属于后一种。

绝不是怀疑张导的真诚。对于我国中老年导演来说，在想象力、创造力和幽默感一概缺乏的时候，真诚是他们最后的武器。武打狂潮过后，反刍青春和民族伤痕成了新热。而选择这些的题材最明显的好处便是给恶评的成本较高。面对“没情怀”“不爱国”的反驳，一些观众甚至会陷入自我怀疑：难道不喜欢这些电影，真是我的问题？

实际上主观价值判断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而将对一部电影的讨论直接上升到道德层面，是我国观众早已习惯的low事。《Friends》有一集，犹太人菲比求朋友办事，朋友犹豫，她抬出了集中营大屠杀；而后朋友无奈回答，你搬出大屠杀我就没办法了，不过今年的配额到此为止。这种“我祖上受过苦所以你得对我好”的强大逻辑保佑了多少中国导演，委实罄竹难书。

实际上，关于我国反映“”的文艺作品，我一直有疑惑，为什么至今为止看到的全是受害者回忆、追诉、委屈和哭天抹泪？难道坏人都死绝了？或者说，活下来的都那么无辜？当然，这疑惑与《归来》无关。

坦白说，《归来》没有打动我。写到这儿我哆嗦了一下，想起美国影评人波琳・凯尔曾批评斯皮尔伯格说“他给观众的是真正的傻瓜道德，比如你可以在电视上听到他说，应该强迫所有人去看《辛德勒的名单》。他和贝尼尼很快就可以演双簧了。”这个辛辣的女人要在中国影评界讨饭吃，恐怕早已饿死。实际上在美国她也收到了大量辱骂性来信―“他们认为我对大屠杀没感觉，尽管他们自己可能是在盲目的悲伤和痛苦中观看了这部电影。”以其一贯的准确，她指出“在观众看来，一部影片传达的信息和这部影片的质量经常混为一谈。”

看《归来》时，我身后坐着几名张艺谋同龄人，整个过程他们不断抖腿、接电话、大声讨论、擤鼻涕，我猜是被感动了。而我在持续走神中想，以此片的故事和叙述节奏，其实还是拍成电视剧更合适，这也更适合它观众群的观看习惯。在影片绵长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道德按摩中，隔壁影厅传来阵阵震动，我想应该是同期上映的某部美国大片。张艺谋曾说，《归来》是拍给八零后和九零后看的，我觉得他是过于多情了。“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必须承认，《归来》在迎合观众这点上尽了力。这也正是张艺谋最擅长的本领。为弥补巩俐的妇女扮相，一群妙龄姑娘在《红色娘子军》桥段中忠实地穿起超短裤，而陈道明精湛的演技更不容忽视―他与巩俐拥抱时，推近的摄影机拍下他面部肌肉专业的抖动。尽管如此，我依然没被打动。我没有得到比它之前的电影―如《蓝风筝》、《青红》，甚至《活着》―更多的东西。在浑浑噩噩的抒情之外，要求任何启发性的反思是否要求过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无动于衷得十分坦然。然后饭勺出现了。

巩俐深夜惊醒那场戏是唯一令我兴奋了下的地方。对于暴力事件（）的暗示让之前发生的一切顺理成章，而对后续发展的期待则忽然让软绵绵的叙述绷紧，充满了戏剧张力。起了疑心的陈道明问女儿，方师傅“对你妈干了什么”，女儿说，“只记得有次用饭勺打了妈妈的头”。这回答也为后事留有余地，细节处理得近情理而大气。正当我打起精神，打算对此片改观，镜头一转，我看见上门寻仇的陈道明手握一个饭勺―观众席传来一阵哄笑。我心想，算了吧。

顾城写过：“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张艺谋几乎握住了那把刀，他完全可以就此割开温情脉脉的外衣，割开肮脏打褶的皮肤，切入内脏，让血流出，尝试探究下故事真貌―然而他换了把饭勺。导演开始装傻，而在这个卖什么拙劣的萌都有人买的时代，观众心领神会接受了。故事又回到腻味的和稀泥步调。到此，我完全失去兴趣，彻底放弃这部电影。于是我严肃地回头呵斥几位交头接耳的老者：“别聊了！”。在他们看来，我一定很像当年的红小将。

在导演的悲天悯人中，陈道明放下了他的饭勺，电影结束了。与看这部电影之前相比，我什么都没有多，也什么都没有少。我走出影院，想起多年前，81岁高龄、身患帕金森症已不能写作的波琳・凯尔曾说“我仍旧喜欢去看电影。我是幸运的，我生活在一个流行艺术的世纪。”―然后我感到了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