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走在“对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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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属项羽和刘邦手下的两大股肱之臣――范增和张良在各自的舞台上彰显着各自的魅力，而范增却远逊于张良。司马迁在《鸿门宴》中，更是运用“对比”手法将两人的性格鲜明地摆在读者面前。

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没；筹划大事，事毕竟成。历来史家，无不倾墨书写他那深邃的才智，交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范增作为项羽的主要谋士，项羽称之为“亚父”，也足见其地位非比寻常，他的政治观察力，他的才智谋略决不逊于张良。《史记・项羽本纪》载：“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索居家，好奇计。”然而，这么一个“好奇计”的人，却败在了鸿门宴上。

张良作为刘邦的主要谋士，他多谋善断，精通韬略，临变不惊，处事有方。鸿门宴前，形势危急，张良对刘邦说“今事有急，亡去不义”，忠诚可见。鲰生之计，刘邦没有告诉张良，大事当前，张良不计较。是他为刘邦定下了“韬晦之计”，以“不敢倍德，无意于称王”而蒙蔽了项伯，欺骗了楚王，化险为夷；是他为刘邦作了精密的部署和周密的准备，从而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良不像项伯那样妄自尊大，他认为刘邦“称王”不是时候，但并不明确否定，而只是问了一句：“谁为大王为此计者？”他还认为不可以武力与项羽相斗，而只是委婉地探询：“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刘邦远不像项羽那样自信，张良却处处留心，始终把自己放在谋臣的位置上，这是刘邦对他信任的关键。可以说，张良是鸿门宴这一事件的总导演。

再者，在范增两次行动失败之后，第三步还未想出来，张良就采取行动了――见樊哙。樊哙一见张良就问：“今日之事何如？”可见樊哙有多焦急！而张良的回答则把宴会上的紧张和紧急一股脑儿倒给了樊哙，樊哙下面该干什么，是不用张良教的。张良抢在了范增前面，争得了主动权。

最后，虽然是樊哙提出不必辞行，并和另外三位将领护送刘邦回营，可留下的是张良。他担当了重要的任务：稳住项羽，拖延时间，以保证刘邦有足够的时间回到军营。此外，他还要面对杀气腾腾的范增。张良不但富有谋略，还很勇敢，难怪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说。

同是在鸿门宴上，我们却看到了范增失败的一面。首先是他对项羽妄自尊大的性格特点并不完全了解，他觉得自己是“亚父”，于是说话做事根本不讲究，在项羽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对项羽说话的口气、姿态，往往是居高临下的、不留情面的。在鸿门宴前，他以命令的口吻，要项羽攻打刘邦：“急击勿失”，口气无异于火上浇油。像项羽这样的妄自尊大者，范增却不懂得说话的策略。他在席上“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要项羽按既定方针办事，而项羽认为杀死刘邦是不义之举，所以不忍心下手。可是范增并不了解这一点，以为“君王为人不忍”。对项羽的行为做出了误判，进而擅自安排项庄舞剑，结果我们都清楚，范增所为均没有结果，而他的所作所为极易给人留下欲取项羽而代之的客观印象。刘邦脱逃之后，张良献礼入谢，“项王则受璧”，“而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范增之举不仅丝毫没给项王留面子，而且还当面给了项羽一个难堪，甚至指桑骂槐地说出：“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这样的话势必引起项羽的强烈反感。范增不能准确把握项羽的思想动态，一味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由此让项羽产生了逆反心理，后来给陈平以离间之机会。所以，陈平的离间，只是催化剂而已。真正决定项范分裂的因素，早已经在鸿门种下。既不知人，也不知己，是范增的致命弱点，他与张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后来，范增由于陈平的离间，而遭到项羽的猜忌。范增愤然回乡，在途中因背疽发作而死。而张良深受刘邦的器重和信赖，他的聪明才智也有机会得以充分地发挥。难怪后来，刘邦坦言：“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对于张良，他在称帝后盛赞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的字）。”

就这样，文章巧妙地运用对比将楚汉战争中，范增与张良这两大股肱之臣，生动鲜明地展示出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得鲜明，比得充实，比得有个性，比得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