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进城农民的梦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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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的鄂尔多斯，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位于东胜区以西，距市区约10公里的罕台镇几乎全被厚厚的白雪覆盖。

这个小区坐落在远离闹市的城郊，小区大门是欧式风格，一排排房子建得整齐划一。由于周围是空旷得望不到边的荒漠，因此，远远看去，这个小区像是一座建在荒原雪地上的孤独城堡，透着荒凉与冷清。而整个小区看上去很洋气的设计和崭新的外墙，也与这块西北荒地形成极大反差。

尽管外面很冷，但住在这个小区的戴明每天都要在雪地上来回走动，他现在已是一名住上楼房的小城镇居民，但身上披着的军大衣和头上那顶旧毡帽还是不折不扣地昭示着他原来的身份——鄂尔多斯乡下的朴实农民。

早年住在乡下时，戴明一心梦想着做城里人，住上楼房，用上自来水。最近几年鄂尔多斯掀起的城镇化浪潮成就了他的梦想，他以及原来和他同一村的人都一夜之间从农民变成了市民。但他来不及高兴，就心生对城镇生活的厌倦。

“住在城里一无所有，找不到生活的乐趣，什么都要钱，有时不知该做什么好。”现在的戴明总是无限怀念过去养羊、种地的日子。

戴明是众多通过城镇化从农村走进城里并长期住下来的代表，他的经历，他关于城市的梦与痛，或许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城镇化到底能带给人们什么？

从乡下到城镇

戴明今年43岁，身材高大，四方国字脸上透着西北男子特有的刚毅。他出生在鄂尔多斯罕台镇一个成员较多的乡下家庭。

罕台镇位于鄂尔多斯东胜区以西，距市区约10公里，南与伊金霍洛旗毗邻，北与达拉特旗接壤，西与泊江海子镇相连，优良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地质条件，使罕台镇成为东胜区蔬菜生产和农畜产品开发基地。

戴明一家是当地最普通的农民，平时主要种些莜麦，偶尔养一些羊，祖祖辈辈都过着这种半农半牧的草原生活，“那时生活清贫，我们知道房子周围的地下煤多，但就是没人要。”戴明说。

戴明曾经最大的梦想是承包一个牧场，等赚足了钱，就带着一家老小到城里住，做城里人。“因为乡下生活实在太清贫，这里自然条件也不好”，据他介绍，当时村里和他有着同样梦想的大有人在。

梦想还没来得及实现，戴明所在的罕台镇就迎来了当地期待已久的城镇化。

原因在于，一直有着“内蒙古西部”之称的鄂尔多斯沉睡千年的地下资源受到各路资本的空前追逐。作为内蒙古的资源重镇，鄂尔多斯这个曾经的穷地方有着中国1/6的煤炭储备和1/3的天然气储备，加上羊绒和稀土，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成就了鄂尔多斯的“扬眉吐气”（羊煤土气）。

自2002年开始，鄂尔多斯部分煤炭资源丰富的农村迎来了较早的征地和拆迁，不少农民因此获得了不错的现金补偿，一夜翻身，成为富裕的城里人。由于罕台镇境内有丰富的煤炭、石英沙、高岭土、陶土、黏土、硫磺等矿产资源，因而在东胜城市体系规划中有着卫星镇的战略地位。罕台镇村民翘首以待的征地拆迁终于在2009年到来。

罕台镇当年被列为自治区级城乡统筹试验示范区，戴明和同村人的生活由此改变。

土地被征用了，房子被拆迁了，王欣明除得到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外，还得到上百万元的补偿款。戴明和以前同村的村民现在都成了城里人，且都住在一个不错的小区里，有的还是左邻右舍，戴明梦寐以求的城里生活就此展开。

“这种一夜进城的感觉就像做梦，这么快成了城里人，而且得到这么一笔现金，这可是我从没想过的。”说起当初的感觉，戴明仍异常兴奋，“在农村种地，累死累活，一年的人均收入也很难超过1万元。”

与全国大部分地方的城镇化相比，鄂尔多斯的城镇化是很人性化的，也让当地人得到了很多其他地方的人无从获得的实惠。他们没有遭受过强行征地，也没有经历过被迫拆迁。

由于煤矿遍地，加上前几年煤炭价格直线上涨，地方政府出面帮助农牧民与煤矿协商征地补偿时，往往执行国家最高补偿标准，甚至高于最高标准。每个失地农民从征地、拆迁安置等方面，获得收益。

戴明记得，在征地和拆迁之前，他和罕台镇的村民们是多么的疯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一些地上种上尽可能多的农作物，并在短短几天内装修自己原本破旧的房屋，“连猪圈和鸡窝都贴上瓷砖，最终得到的补偿也比想象的要多”。

无事可做的生活

和绝大多数一夜进城的鄂尔多斯人一样，戴明暴富后又有了新的梦想，他想尽快让自己的财富升值，并提升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品质，“想要像真正的城里人一样生活”。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对他来说有些难。

“我是农民，没啥文化，只会种地、养羊，对工厂里的事不熟，对什么投资和经商也丝毫不懂。”他想过进厂，“但很多厂里只招熟练工，如果是生手，他们都愿意要年轻人”。

戴明曾不止一次和邻居们凑在一起，思考各自的前程：做生意，脑子不如外地人精明；当出租车司机，又嫌太过辛苦。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复存在，而进城打工又嫌累且挣钱不多。

戴明的邻居小李想回原来的单位做施工，但招工的人喜欢找河南、陕西等地的民工，原因是“外地人能吃苦，你们有钱了不会认真干活”。平时他就在家上上网，也玩一些游戏，有时上QQ偷菜。

也有人做其他尝试。

拆迁之后，35岁的吕明与妻子在东胜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店，但生意火了一年后，自去年下半年起不温不火，两口子强撑两年后想退出了。

生意不好做，平时又没地可种，戴明和这个镇上的许多人都突然发现，自己闲下来了。几乎每天，他们都围坐在小区广场的水泥地上打牌。“除了下雨和天太冷，他们几乎天天打牌，从早打到天黑，实在没事可做。”

在这个住着数百家人的小区里，白天几乎看不到年轻男子出现，他们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外出游玩。整个下午，除了老人和妇女在打牌，孩子们在打闹，几乎看不到其他身影。对面饭店也门庭冷落，服务员趴在桌上睡觉。

不少人尽管住上了楼房，且得到一些现金，但却有些闲不住。毕竟四五年前，他们还是散落在鄂尔多斯荒郊的普通农民，一年到头靠养牛、种地维持着微薄的生计，现在突然没事可做，闲得心里发慌。

思虑再三，戴明决定开出租车，这是他经过一番考察后做出的选择。因为前几年鄂尔多斯富豪多，外地来投资的人也多，开出租车生意不错。

于是，戴明拿了驾照，并于2011年6月初买了一台出租车，自己当司机。“既能赚钱，自己也有事可做了。”

找不到生财之道

就在戴明开上了出租车，并开始喜欢这个职业时，让他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

由于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风波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频繁发生，致使许多人的财富一夜之间泡汤。事实上，自2011年4月开始，民间借贷最火的温州不断出现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老板。老板跑路不仅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也使得温州金融的安全成为举国关注的事件。鄂尔多斯继温州民间资本出事之后，也爆出当地人所称的“九月风暴”。一些地产公司资金链断裂，一些民间借贷人纷纷入狱。

与此同时，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也突然陷入低谷，没人买房了。

此前由于财富大量聚集，鄂尔多斯货币泡沫引发房地产泡沫。在此之前，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资本对鄂尔多斯市的信贷规模已然超过了2000亿元。而房地产想当然地成为财富的沉淀场所。

据戴明介绍，2010年，就在中国大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因调控陷入低迷之时，鄂尔多斯住房成交面积超过了1000万平方米，很多高端住宅项目一推向市场便迅速售罄。许多项目售价达1.3万元/平方米，个别项目甚至超过2万元/平方米。

“这里每一个房地产项目几乎都要向民间资本借钱，一般是40%～50%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有些楼盘甚至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资本。”但随着实体经济下行、资源价格下挫，鄂尔多斯充裕的现金流被截断，房地产市场再难维持在高位。

这让戴明非常恼火，因为现在鄂尔多斯人太少。“现在城里各街道上的人显得出奇的少，路两边全是车，但绝大部分停着不动。酒店入住率也少了，外地人不来投资了，我们开出租车也没啥生意了。”

更让戴明难以接受的是，他的家人3年前在亲戚的游说下，也参与了一部分民间借贷，现在也打了水漂。“尽管我们家人保守，放贷的钱不多，但还是对我打击很大，那可是我们一家人的防身钱啊！”戴明如此感叹。

他事后得知，自己和很多邻居的资金最终到了一个叫苏叶女的人手中，但此人已于2011年10月中旬被羁押，涉及借贷金额17亿元，波及4000多人，而王欣明所在的罕台镇，几乎全部资产都到了苏叶女的手中。

尽管法院早已立案，但由于此人几乎没有资产，因此戴明和他罕台镇的朋友们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直到现在，他和邻居们仍然奔波在罕台镇的新居和东胜区国贸大厦的“打非办”之间，但一直得不到明确回复。

回不去的生活

2012年夏天，记者曾到罕台镇实地采访。当时正值盛夏，鄂尔多斯上空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人皮肤发疼。戴明刚从市区回来，走下出租车后，他懒洋洋地蹲坐在罕台镇小区楼下，一脸茫然地望着远方，那块阳光普照的土地，曾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现在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但对那块土地却越发地留恋。

和他同住罕台镇的一些领导正蹲在小区大门口的水泥地上打牌。

“只要没下雨，他们天天在这里打牌，中午回家吃完饭后继续打，晚上吃了饭还出来。没事可做，呆在房子里又不习惯。”戴明说。他自己也不愿意回到那个虽然宽敞但无法让人放松的家。

其实，与全国各地一些建造粗糙、质量欠佳的回迁房比，罕台镇这块新建楼房无论外观设计还是建筑品质都算不错，小区大门还是欧式风格，从外观很难看出这是一座建在荒地里的回迁房。但这里新住进来的人却个个表现得若有所失。

与一些城里的住宅小区不同，这个小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公厕，并且不时有居民出入。一位坐在厕所台阶上织毛衣的阿姨说：“在乡下呆了几十年，我们不习惯在家里解决，还是喜欢到这里来。”

小区另一端有3位中老年妇女在聊天，他们装束各不相同，但都清一色地戴着黄金首饰，多年劳作以及北方常年干燥的气候使得她们个个皮肤发黑，而黄金首饰使她们看上去气色更显灰暗。

其中一位说，要知道是今天的结果，她宁愿选择以前的农家生活。“现在钱没了，但开支很大，这里消费高，吃的、用的每一样都要花钱，以前我们自己种粮，自己养牛。”

另一位说：“我们不喜欢呆在家里，我们就喜欢这样在外面呆着，要是有钱，呆在城里也罢了，现在没钱，我们真的不知该如何办？”

现在他们只能缅怀过去，过去耕作时辛苦但安心的日子再也没有了，过去在院子里养一群羊和几头牛，冬天蜷缩在草垛上晒太阳的日子也成为正在远去的记忆。

当天返回鄂尔多斯市区的途中，戴明指着路边众多高档酒店对记者说：“要是去年、前年，酒店都爆满，但今年住的人少。”问其原因，他说：“因为我们鄂尔多斯发生了经济危机，当地人钱没了，外地人也回家了，我们也没事可做了。”

从东胜区到康巴什，两边空旷的平地上，到处都是在建楼群，但多半处于停工状态，长长的吊臂悬在半空，却没有工人出没的身影。在东胜区鄂托克街，一家大型酒店关门了，小额贷款公司倒了，旁边一家大超市也撤了。2011年10月，记者还进过这家超市和酒店，彼时热闹营业，此时关门大吉。

戴明说，夜深人静时，总回起这几年跌宕起伏的经历，他想不明白，为何一夜之间从农村到了城里，一夜之间变得富有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找不到归宿。

其实，在全国各地，许多像戴明一样的人通过城镇化从村民变成了城里人，但并不一定幸福，他们中的不少人到了钢筋水泥的城里，却异常怀念曾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