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市场:粮草充足 偏逢路行西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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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澳大利亚市-场环境的判断上仍存在许多细节上的分歧，但是GP们还是嗅到了春的气息，并已整装待发。

目前，澳大利亚市场环境非常乐观，但还是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注意：IPO乏人问津；针对境外投资人的税务障碍至今仍在；曾经独占国内投资一线的澳大利亚养老金基金甚至也开始对资产类别挑挑拣拣。此外，在交易透明度、管理团队的成熟程度和资本市场的管理水平等问题上，澳大利亚的GP们恐怕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机遇面前谨慎为先

虽有CHAMP基金和Quadrant基金分别完成了15亿澳元和7.5亿澳元的最佳交易，但据传Ironbridge和Crescent基金将于年内进场，且资本量不明。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并购减少，交易量萎缩，致使LP们无法确定投资额。

很多GP对这种日渐高涨的怀疑声浪立即展开了反击。即便如此，各大并购财团还是在行情较好的时候选择了鸣金收兵。C0ller Capital的投资合伙人Jonathon Freeman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新一轮的融资周期将会很有意思。”谁会向那些小基金抛去橄榄枝?这里是全球最令人头疼的市场，而从养老金基金散播出来的怀疑情绪令澳大利亚市场新一轮融资周期的结果吉凶难测。

税务问题同样也令LP们如骨鲠在喉。主攻二级市场业务的COIlerCapltal一向视税务问题为外资注入澳大利亚基金的现实障碍。“有几次，我们都几近成功”，Freeman感叹道，“但是那些针对境外投资人的税务问题总是会给我们找点小麻烦，真是太痛苦了!在澳大利亚的二级市场，有些程序你非走不可，但实在没什么必要”。

即使是这样，二级市场的前景仍然看好。“我们注意到，由于大家都开始看重净资产产值，因此引发了养老金基金大量出售资产的热潮。尤其是综合基金贱卖资产和各大银行受自身的投资组合成本约束，不得已的出售行为，为澳大利亚(的二级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交易潜力。而当这些资产出售殆尽的时候，我们进场的机会就到了”，Freeman胸有成竹地说道。

与之相反，小型综合基金SquadrOD则认为，这些资产的交易过程将无法回避那些恼人的程序，因此受到监管机构和税务部门的制约。Squadron的投资总监Anand Ramachandran Prasanna认为，税务问题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作为一个偏重关注本土中间市场的机构，Squadrod发现“这些基金采用同一种运营结构”，这种结构的魅力在于其较低的杠杆率和较低的结构密度。

在谈到自己对机构的看法时，Freeman则解释称，“我们很向往进入澳大利亚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对于COIfer的投资习惯来说，稳定得有些过分了。“澳大利亚不存在急于出手的卖家，他们总是想卖出一个满意的价钱，所以这样的交易流规模，我们有些不能适应。”比起精挑细选地构建自己的投资组合，Coller对交易流和拓展全球业务更感兴趣。但是，这对于大多数投资人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事业发展组合模式。退出

经历了痛苦漫长的2009年，终于迎来了2010年的退出高峰，各大基金也迎来了向LP们兑现承诺的时机。数据表明，同业出售交易占据了退出交易的主导位置，IPO交易次之。无论哪种交易，都是以资产的自身价值为基础的。“如果你的战略资产可随意与境外机构或本土机构协同运营，那么你就是拿到了一张好牌”，Paclfic Equity Partners并购业务运营总监Simon Pillar指出。

Wiggs还向我们介绍了另一种实用原则。“同业出售从来都是私募股权业的理想退出渠道，因为选择lPO实在是太痛苦了。此外，如果你选择了IPO，那么你还要准备承担后市的声誉风险，在这一点上你只能被动接受。相比较而言，同业出售方式简直太完美了：现付现结，无人察觉。”

此外，Propel lnvestments董事总经理Peter Dowding推测：为实现投资人收益，很多经理人会急于套利，所以中间市场的退出交易量会有所增长。另有2007-2008年融资的投资项目期限将近，受此压力影响，同业出售交易也将会在二级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Crescent Capltal的董事总经理Tlm Martin对此虽表示同意，但却仍有疑虑。“我认为，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私募股权交易都能够顺利退出。如此庞大的一支队伍，就算市场再大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如意。”

交易流依旧稳健

2010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市场的私募股权投资交易量出现了反弹，投资总额共计118亿美元。与2008年和2009年相比，增幅均超过了50％。“显然，2009年的增长十分缓慢”，PilIar坦言， “2010年融资总额惊人，但交易活动仍保持着温和的态势……2011年，我们相信情况会有所改观。”

Crescent是一家拥有大约10亿澳元资本的基金，在谈到他们的前景预期时，Martin认为中低端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机遇。　(资产值约3亿澳元的)企业通常很少触及这个交易领域，杠杆应用率和债务可利用性对其影响更深刻。

拍卖方式也在重新兴起，如果收益十分有限的话，卖方也很愿意采用这种方式直接实现退出。Martin向我们介绍说“C rescent曾经采取过这种方式，不过是偶尔为之”。

时至2011，通过自身的渠道掌握交易来源，这对一个基金经理而言极其重要，Peter Dowding指出。其他动态也值得我们关注，如“交易规模、交易层次和企业价值均远远低于”2006-2007年水平；及某些银行无暇顾及而基金又无能为力的领域的境况。

杠杆与联系

有了准确的目标和适合的搭档，银行自然愿意给你发放贷款，PilIar笑言。“而且，只要你投资了恰当的资产，获得4到4.5倍的回报后半价再次入手(债务总额固定前提)也并非是痴人说梦。”这种奇迹曾见于HealthScope公司交易案，该案例为行业“奠定了一个新的收益标准――5.5倍收益”。

Dowding对此附议并指出，一旦澳大利亚的债务市场开放，就会有大量机构寻觅其间，而他们关注的核心将是那些有良好财务记录、管理稳定的行业内的高素质企业。此外，出资人和贷方的关系很重要，这相当于出资人的银行记录。过去的24个月里，这些考察因素的情况均不理想。

在Wiggs看来，这“相当于给交易活动踩了刹车，确切地说是按交易规模而言，你可以将收益扩大到4倍，再高就很困难了。”而且，他认为，单次贷款金额很难超过2.5亿美元，只因真正对杠杆有兴趣的机构数量实在有限。

虽然，各家机构均完成了不同程度的银行借贷任务，但总体上还是使人感到市场恢复的脚步稳健但缓慢。我想，可能是人们对融资并购型交易给全球市场带来的恶果仍心有余悸吧。

毫无疑问，澳大利亚市场环境谈不上完美舒适。但是对于那些深诘成熟的投资技巧，与银行保持良好关系并拥有脉络广泛的交易渠道的基金经理人而言，监管和税务问题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