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经济过热,加息已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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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近出版的《财经》杂志上发表了署名胡舒立的评论文章，就抑制经济过热，加息 已 当其时发表看法，文章认为，当前提高准备金率虽然不失为较强硬的手段，但更直接有效的 手段当为加息。

文章说：几乎是迅雷之势，短短15天里，中央银行两次公布了调整法定准备金率的决定 。持续近年余的“过热”之争终于画上了休止符，虽然，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休止符。

历史也是由许多“或许”组成的。对这轮经济过热，如果动手更早一些，或许调控成本 要小得多。可惜，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两轮过热之后，我们面对过热， 仍然有太多的犹疑和迟滞。地方和部门的局部利益冲突形成无形的压力，以至于在去年下半 年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官、产、学三界讳谈过热成风；甚至官方舆论对于中央银行的紧缩 信号亦是论非者多，言是者少。今年年初，国外冷静的观察家已经在评论中国经济硬着陆态 势或成，总理已经在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面临经济的新关口。然而，真正在舆论 的意义上不再回避过热，其实已经到了3月两会期间。此时，距去年4月国务院第一次请专家 分析经济形势，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年。

央行初次调整准备金率的决定是在3月24日宣布的。当时的说法，是为从2004年4月25日 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并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 0.5个百分点。及至4月11日，第一次决定还没落到实处，央行再次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7％提高到7.5％，而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 融机构，将执行8％的存款准备金率。收紧信贷的步调如此频密，足见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 控、抑制经济过热势头的决心已下！

与央行动作相同步，4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并特别明确要求 “各方面的思想要真正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 ，并认真落实中央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

显然，中央政府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经济过热的潜在危险，更看到去年来紧缩政策的实际 执行效果并不那么乐观。无论是央行去年控制房地产贷款的121号文件，其将法定准备金率 提高了1个百分点的决定，还是其发行巨额票据回收流动性的措施，对于控制流动性都有重 大影响；而发改委和银监会去年底以来加强对几个局部过热的行业的监管的部署，对经济也 产生相当冲击。但现实已经表明，在认识仍然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这些措施收效甚微。特别 是使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有效落实调控政策之前加快项目的审批和上 马，从而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当前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景况加剧，资源瓶颈约束日渐恶化 ，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没有更有效的紧缩政策，这种势头很难被控制住。

形势已经相当严峻。我们觉得，当前提高准备金率虽然不失为较强硬的手段，但更直接 有效的手段当为加息。在国内银行业，除中国银行外，其他三大银行并不缺乏人民币头寸， 因此提高准备金率影响的主要是其他金融机构，对整体信贷规模影响未必很大。而且提高准 备金率的方式比较激烈，以后继续使用的空间将非常小。在当前，通胀趋势正在加剧，如果 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将逐渐变为负值。只有通过调息加大资金成本，才能甄别好的投资 项目与坏的投资项目，促进经济基本面的好转。

当然，过热威胁成真，微调的最佳时机已过，当前调息毕竟是有成本的，主要冲击有可 能指向靠廉价资金支撑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甚而指向银行经营。但必须承认，现在已 经是亡羊补牢的最后阶段，机不可再失。及早采取行动，或可收点刹车之效，拖得太久必然 被动。何况适度的冲击亦正是改革之机，变弊为利的选择当有许多。

其实，调整利率既是当前现实的选择，也应当成为今后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这 里，特别应当破除的就是传统的过度倚仗行政手段的惯性思维。用行政命令“调控”经济， 本身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相悖谬，而且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目标不尽一致，很难收 到实际效果，加大硬着陆的风险。当然，使行政性手段逐渐退出宏观调控，一个必要的条件 是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惟有让中央银行独立地判断经济形势，迅速做出反应，并采取利 率微调的手段前瞻性地实行调控，才能对引导市场预期、熨平经济波动形成积极影响。

这正是新一轮经济周期向我们重复讲述的最基本的经济原理。当前，我们处于新的起点 ，加息已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