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并非绝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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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小姑娘在除夕夜睡过头了，没有赶上迎接新年。等她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她很伤心，“觉着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还是这个小姑娘，长大以后，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一口气推出了《沉香屑》、《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烬余录》、《童言无忌》等许多文学作品。整个上海文坛震惊了，连街边的报摊主人也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字火了。“出名要趁早”，这个当年没有赶上新年的小姑娘，出名时，她没有打瞌睡。20多岁的张爱玲，横空出世，握着一支生花妙笔，画出了绚烂夺目的彩虹。

表面上看起来，在文字的天地里，张爱玲像一个精灵，驾着天马，随心所欲，自由飞翔。事实却并非如此，她所写的文章，大多是从生活中来的。比如月亮是张爱玲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意象，在现实生活里，她说自己是“与月亮共进退的人”，月亮在她75年的生命旅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陪伴角色。没有人能选择出生，选择家庭。她的祖母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儿，父亲是封建遗少，母亲是西式淑女，她是最后的贵族。“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她笔下千疮百孔的形象源于她自己千疮百孔的经历，她才20多岁就体验了普通人几辈子的生活。

“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中基本上都可以“对号入座”。《金锁记》中的人物，曹七巧、长白、长安的原型，张爱玲分别称作“三妈妈”、“琳哥哥”和“康姊姊”；《花凋》中的女主角郑川嫦，即她舅舅的三女儿黄家漪；《连环套》中的霓喜取材自香港同学讲的故事；《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的佟振保和白玫瑰原本是张爱玲的朋友；《倾城之恋》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小艾》中女主人公小艾的原型是家里的小女仆，后来嫁给了老仆人的儿子；但张爱玲不熟悉“小艾”们的生活，所以《小艾》中最出彩的还是没落的贵族太太的形象。

张爱玲也尝试着写解放后的新时代新人，写出了两部小说――《赤地之恋》与《秧歌》。但读这些文章，像在品了醇酒、饮了酽茶之后，再喝清水，味道到底是淡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张爱玲无能为力的事情。她的文字依然只属于上海和香港的陈光旧影。她所经历过的一切，刻进了她的骨骼，融进了她的血液与灵魂。纵然漂洋过海几十年，她的文字还是坚守最初的信仰，是对自己人生和生命的诠释。

世间只有一个张爱玲。她的根在中国，自由的文字背后，是不自由的生活，是无法拒绝的过去。她的文字不是浮云，风一吹就散；也不是朝露，在太阳升起后就会被烘干；而是一棵树，把根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壤里，自由舒展，青翠碧绿，经久不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