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州赵公救灾记》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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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吴越大旱，继之以瘟疫，浙西路“死者五十余万人，城郭萧条，田野丘墟”（苏轼《奏浙西灾伤第一状》），曾巩这篇文章详尽记述了越州赵救灾的情况。首段写他的周详考虑以“谨其备”，中间部分详记救灾措施，最后以议论作结，说明写作本文的目的。本文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能代表曾巩散文的特色。
曾巩作文，“本源六经”（《宋史・曾巩传》），每每不忘宣扬儒道，因而时有迂腐之论。但儒家思想中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如“民为贵”、“民惟邦本”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在曾巩的思想中，民本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洪范传》、《救灾议》等文中屡有阐述。这篇文章，虽重在记叙，而不是议论，但其民本主义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灾疫之苦，一般情况下，深受其害的只是黎民百姓；关心灾疫，不能不说是关心民生疾苦。其次，曾巩倾慕赵的为人，因为赵直言敢谏，“弹劾不避权幸”，素有“铁面御史”之称，而且“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施德悍贫，盖不可胜数”（《宋史・赵扦传》）。但作者偏偏选取“赵公救灾”一事为之作记，可见堪称“父母官”的赵扦，更受作者敬佩：如果读完全文，知道作者怎样详细地记叙灾疫之际，赵如何事无巨坚细地了解灾情，一一拿出切实可行的救灾措施，立即付诸行动，使“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那就更能感受到自始至终贯串全文的民本主义思想精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思想精神指导下任劳任怨的为吏之道。任劳，是赵为了救灾，“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任怨，是在救灾中“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在灾疫横肆的特殊情况下，为了百姓疾苦，敢于打破僵死的陈规惯例，即文中所谓“故事，岁廪突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等，并坦然为之承担责任。这与千百年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昏官庸吏，不啻天渊之别。
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固然在于赵救灾事迹本身，但与文章在艺术上的特色是密不可分的。
民本思想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不如更本质一点，把它看作一种朴素真挚的情感。与这种情感相一致，这篇文章呈现出自然淳朴的文风，这也是曾巩散文惯有的风格。这种文风，体现在运笔行文上，就是一切都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完全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顺序来写，毫无雕琢之迹：先调查研究，后制定措施，再付诸实践，最后取得成绩。这与韩愈、苏轼的陡峭突兀之笔迥然不同。这种文风，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质朴少文。我们知道，曾巩的文章，在唐宋散文家中，是最缺乏文采的一个，这是曾巩散文在建国后遭到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纵观此文，毫无形容刻画之辞，句句实在，不可移易。用今天“文学性”的要求去看，自然是很大的不足，但缺乏文采并不等于缺乏感情，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朴实无华的文笔，传达出了浓郁真挚的感情。因而对于曾巩散文的朴拙少文，还是应该辩证地看待。
曾巩散文长于记叙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救灾本是一件头绪纷繁的事情，但作者却能以要驭繁，把握关键，条分缕析，叙事清楚，毫不给人烦琐之感。文章首段写赵扦备灾的考虑，一连提出七个问题，面面俱到而又有条不紊，这七个问题，是全文的总纲，以下都紧紧围绕这七个问题来写；但又不是机械地回答这七个问题，而是把灾民分成“不能自食者”和“能自食者”，把灾情分为旱情和疫情，然后就此一一出具措施，既完全解决了首段提出的问题，条理又十分清楚。借用文中“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的话来评价此文，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曾巩的文章，得力于经、史。得力于经，是指他的文章大抵都是为了论道，即使是应酬性的文字，也少有不论及道者。所以他作杂记文，决不就事论事，为记作记，停留于事情本身。他总要从他所记叙的事情中，挖掘出一点东西，或是人们不易体察的感情，或是极为深刻的哲理，或是更具普遍性的原则，这往往能提高文章的格调，这篇《救灾记》，作者的目的并不是为赵树碑立传，他是把赵作为一个“有志于民”的官吏楷模来写，因为“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并号召其他官吏“推公之所已试”，向赵学习。这样写，就堪称一篇经世致用之文，也才符合儒家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准则。另一方面，说曾巩的散文得力于史，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文章中总是旗帜鲜明地褒贬是非、评判得失，还因为他的文风严谨，常常带有史传性。他的这篇《救灾记》，如果截去末段的议论，就俨然像一篇严肃的史传文。文学性散文是不这样写的。这个特点，与全文的自然淳朴、行文的平易、语言的质朴少文、叙事的井井有条、结构的谨严相一致。把这些特点综合起来看，我们就比较容易把握住曾巩散文的特色了。最后，需要补充几句。曾巩这一类文章，绝非故作高论，他是身体力行的。他在地方任上减赋赈饥、治暴降盗、完城修桥、储药救灾等种种政绩，在历史上都有详细记载。正是因为他有这些实践，这篇文章才能写得这样实在、这样感人。
（《古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