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纯粹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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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宁放弃传统的透视角度，有意识地把空间压缩在一个“极薄”角度来拍摄。

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你姓何?”回答说：“我姓何”，那人又问：“你从何国来?”回答说：“我从何国来。”

1988年，辞掉某出版社美术编辑职位的艺术家方振宁，只身来到日本寻找艺术理想。刚到东京时，他在银座的镰仓画廊看到两件作品：一件是河原温的作品，黑色画布上只写了当天的年月目；另外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是画面上只写了“这是七个字”――日语正好是七个字母。看到这两件作品时，他脑子里突然就跳出这桩禅宗公案来。

方振宁说这个公案故事洞穿了东方神秘主义的禅宗与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在他心中的那堵隔墙，让他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极限主义艺术，从那时起，他的艺术观就打上了这个流派的烙印：在画面中不包含那么多含义，而是极少，只是通过一个色块或者笔触，让观众看后想起自己与作品的关系，或者其他的感觉，不是画面里的含义，而是画外和画背后的东西。

4月7目，方振宁在国内的首个个展《界面》在北京的墙美术馆举行，《界面》是一个数码摄影展，从他近几年来拍摄的上百万张作品里选了30张出来设展。展出的照片分为3个主题：《墙和窗》、《朦胧之旅》、《中国宅》。自从1999年4月30日买下这架尼康Coolpix，他就再也没用过尼康的传统相机，每次出门都要带上它，有时是为了采访活动做纪录，有时拍摄城市纪实画面，还有一部分就是纯粹用于艺术表现。用策展人周文翰的话说，这架相机“已经植入他的身体，成为他的感官”。

这个展览作为极限主义的一次视觉呈现，方振宁提出了一个概念：极薄摄影。展出的3组作品都是能让他产生冥想和暗示的东西，“并不是这些墙和窗本身多好看”。在拍摄时，他放弃了传统的透视角度，有意识地选择把空间压缩在一个“极薄”角度来拍摄，因为这样可以过滤掉很多不必要的信息，只呈现能引发自己冥想的那个部分。

《墙和窗》是他旅行时追拍国外建筑大师作品的一组照片，拍了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van der Rohe)、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以及赫尔佐格＆德穆隆(Jacques Herzog＆Pierre de Meuron)的建筑。其中德国建筑师密斯・凡德罗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对审美上的夸饰和形式主义的鲜明反对，集中体现在著名的“少就是多”(Less is more)观念中。方振宁拍摄了他在西班牙巴塞罗纳设计的德国馆里的墙面。纹理清晰的大理石墙面上，呈现出一种严格的对位关系，凡德罗虽然不是宗教徒，设计风格却带有强烈的崇高感，他设计的柱子都是清一色的十字结构，暗示着建筑设计是一种精神性活动。

《中国宅》是他在安徽的一次意外发现。2006年，方振宁来到皖南建筑的重镇唐模，背着相机在这个始建于唐的古镇转悠。这个被他称为“中国宅”的建筑就是在漫无目的地寻访中出现在他眼前的，实际上，这是当地大户、清末翰林院编修许承尧的宅子，他的后人长住国外，房子已经很久没人居住。徽派建筑的特点是高墙和无窗，房内的光线幽深曲折，“光从天井上射进来，在墙上留下厚厚的影子，二楼的地板，可以听到那缝隙中有着主人脚步的回响”。素色的墙面上光影交织的场景，让他想起日本的桂离宫，作为日本的皇家园林，桂离宫弃用朱红色而保持原色，讲究低回萦绕、幽然素雅，单看一处景观并不稀奇，但组成一个整体却有独特的韵味。他捕捉到光线在建筑的幽闭空间中的氤氲，用克制的镜头记录下来。

与非理性的联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理性的拍摄手法。方振宁推崇的德国摄影家贝歇夫妇(Bernd＆Hilla Becher)，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教期间，曾奠定了以理性和严格限定性著称的“贝歇主义”：只拍摄行将消失的工业建筑；注重拍摄对象的文献性；垂直角度拍摄；必须是阴天和无人的环境；左右对称；对拍摄对象进行分类；只说明拍摄对象最技术性的部分，不加形容词。类似的法则也或多或少体现在这次展出的作品中，比如垂直角度拍摄、较暗的光线、对称性和人的不在场。方振宁说自己并没有做成类似的类型摄影的意思，他推崇的只是贝歇主义对理性和严格性的坚持。

这或许与他既是艺术家又是评论者的身份有关。方振宁说，摄影只是他进行艺术表达的一种媒介，他在意的并不是这些由“0”和“1”组成的点阵本身，而是极限主义的艺术观念：在面对的海量信息当中，通过过滤掉那些非必要信息，向纯粹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