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跨国公司配套之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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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中国天津国际制造业配套（全球采购）洽谈会上，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应积极参与到全球制造业采购体系中，给跨国公司配套是一条捷径。实践证明，这的确是一条捷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配套”是把“双刃剑”，其中存在一些值得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的困难和风险。
中小企业为跨国企业提供配套的意义显而易见，但这种作用的发挥是有代价的。它取决于跨国企业开展国际运作的动力，也取决于我国中小企业的能力，更取决于是否形成有利于知识扩散和技术外溢的外部环境。如果不具备这3个条件，后向联系很难建立，即便建立，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会非常有限。
与跨国公司产业间存在“断层”
近些年，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过分注重“外资牵引”，因为外资在地方财政和政府业绩要求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助长“亲外、远内”的政策导向，使内资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基本上陷入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中，造成外资经济蓬勃发展，内资经济发展迟缓，企业规模小，管理方式落后；中小企业产业分布集中在轻纺工业，而跨国公司主导产业分布集中于机械电子，存在产业分布不对称；在产业内，中小企业产业层次普遍较低，与跨国公司产业间存在“断层”。
由于有能力为跨国公司配套的中小企业较少，与跨国公司联系的一方严重缺位，跨国公司又不愿意花大力气培养本地供应商，为了适应国产化率要求，一般要带入相当数量的配套厂。如可口可乐进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后，香港美特公司分别设立了三个合资企业与之配套。摩托罗拉则吸引美国绿点公司、模范公司、日本的三井高科技公司、英国的BOC集团与之配套。这种状况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很不利，大量外资配套企业的进入，使有一定竞争优势和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在外资直接进入的领域面临更激烈竞争，很大程度提高内资企业参与配套的门槛，使国际竞争“国内化”，减缓中小企业成长速度，甚至出现“三资”驱逐“内资”的现象。
通过配套提高竞争力的路径受阻
从目前中小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联系情况看，通过联系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路径不畅、效果不理想。
首先，由于我国中小企业主要是从事低附加值的简单产品生产，通过联系提高技术和组织能力的空间非常小。根据对广东、江苏和天津配套企业的调查，中小企业的配套还主要在包装和简单加工的较低层次上，技术转移的程度很低，即便是某些高端产业的配套，也主要是低技术的。而跨国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作为一种买卖关系，其利益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具体业务。由于我国中小企业主要是从事低附加值的简单产品的生产，联系对提高企业技术和组织能力作用不大。
其次，在缺乏溢出机制的情况下，联系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的驱使下，往往表现为无原则的“亲外”现象，使其无暇顾及通过鼓励或限制政策引导跨国公司与内资企业加强联系，反而对“以外引外”大加赞许，全然不顾本地民营经济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竞争局势和不公平的发展环境，使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的对接和融合的机会减少，“溢出效应”不能有效发挥，跨国先进企业的企业文化也很难根深化。
第三，中小企业在吸引跨国投资，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方面，似乎更是一厢情愿。由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必然遵循利润和成本逻辑，可以说，我国中小企业能力的不足制约了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采取嫁接或改造等方式激活存量资产的潜力。近两年，天津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国有企业的战略难以施行，中小企业嫁接比例占利用外资比例微乎其微的原因正在于此。
第四，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看，多数地区基本上没有形成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以至于很多外资企业配套零部件仍主要依靠进口，无法实现“二次配套”或“协作配套”。以太仓市为例，目前在该地区“德资小区”投资的德资中小企业有20多家，主要生产各种汽车零配件，为世界知名汽车厂商提供配套，2001年全区德资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6亿元，实现销售收入2.4亿元，这种高密度配套企业区有可能吸引主体厂在当地投资，但由于这些德资企业的原料主要靠进口，在带动本地中小企业成长方面联动效应不足。
不对等的交易和竞争
中小企业为争夺供应商地位展开恶性竞争，使跨国企业成为最大的“赢家”。
以苏州某冷光灯厂为例，可说明中小企业进入跨国公司采购网络的艰难历程。该厂为内地与香港合资企业，最初面向国内市场采用自有品牌方式生产销售。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为GE、飞利浦、西门子、宜家等跨国公司提供贴牌生产，进入国际市场。在争取成为贴牌生产厂的过程中，跨国企业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认证标准和质量要求，完成跨国企业所有审批手续大致经历了3年时间。在完成跨国企业的质量要求后，为了保持供应商的地位，企业的利润空间却越来越小，而且丧失了争取自有品牌的能力和斗志。
中小企业供应商与跨国公司不对等的交易地位，不仅使其丧失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性增强，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加大。
跨国公司认识到厂房和机器设备的更新速度会不断加快，于是通过建立配套关系将厂房和机器设备投资风险转移给配套企业，通过外包业务，跨国公司不仅降低了投资风险，而且增强了灵活性。此外，中小企业不仅承担很大的市场波动风险，而且失去了应有的灵活性。最典型的例子是，为宜家家居和沃尔玛等流通企业贴牌生产，实际上生产企业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如果中小企业为跨国企业贴牌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国际市场需要，跨国公司很快调整产品方向，而该中小企业供应商将失去订货，大量的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使中小企业很难及时调整产品方向，即便是“船小好调头”，中小企业供应商不得不承担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损失。而跨国公司反而具备足够的灵活性，通过将风险转移给中小企业规避市场波动风险。当跨国公司出于市场或成本的考虑撤出时，供应商将承担更大的损失，甚至遭遇倒闭。
舞好配套这把“双刃剑”
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地区的大致情况看，我国中小企业为跨国公司配套还处于起步阶段。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中小企业与跨国公司配套是把“双刃剑”，它在我国中小企业成长壮大过程中究竟能够充当何种角色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为克服中小企业与跨国公司配套的困难，减少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政府和企业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首先，地方政府要转变不正确的观念，应该与外资企业和内资中小企业建立所谓“三角联盟”关系，一方面通过牵线搭桥和建立信息沟通平台等手段鼓励中小企业与跨国公司“自主联姻”（而不是拉郎配）；另一方面，内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为外资企业配套促进知识扩散和技术外溢收益，逐步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业层次；地方政府则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其资本快速成长，同时深化本地经济发展。
其次，企业应认清形势，“为跨国企业配套”是手段而不应是目的，最终解决的是企业发展问题。在与跨国公司合作的过程中，不能满足于“贴牌”生产，而要练内功，逐步掌握主动权，并尽量避免同业恶性竞争。
同时，通过质量认证等手段促进中小企业管理和技术能力提高。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基金的形势资助中小企业通过各种质量认证，逐步规范企业管理。
最后，采取有利于技术转移的措施，而且这种措施要双管齐下，不仅要针对配套企业，还要直接指向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