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谈港科大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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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很急，但要有章法”

记者：港科大建校初期，筹委会主席钟士元将筹备期缩短了一半，六年变为三年。你们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筹备工作的?

吴家玮：我在回香港前十个月，已在搭建港科大的框架。那时我还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每天晚上8点钟回家后，就开始构想港科大的未来。好在有很多朋友帮我做这个事情。最多的时候，这个队伍有八十多人，都是义务的。核心的有十多个正教授，后来三分之二的人辞了职来参加港科大的筹建。

每一步应该怎么做，都已经想好了。第一步是先给学校定位，然后是确定院系架构、科研专业。一定要先把这些定出来。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完成包括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等工作，然后才进行招生办学。

我们先订下章法。治理架构、人事制度、招生程序是如何，一定要先确定。不仅是第一年，以后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任何制度都会随着时间变化，但总有最基础的制度。

我们理解到：制度、程度、架构，这些非常重要。先要有程序，才能有资源。资源不是政府给你钱就行了。你要任何人给你钱，尤其是一所公立大学，要的纳税人的钱，要有很扎实、务实、整体的计算，要有很清楚的规划，包括你将来有什么专业、有什么规划、有什么特点，要多少教研经费。没有计划，政府不能随便给钱。这些是建立任何机构的常规。

即使如此，仍然面临很多困难。但我们不会乱来，我们非常清楚将来的院系结构、专业设置、研究重点、能不能找来领军人物、来了之后我们养不养得起。

我们是一定要把学校准备得非常好，对得起学生，才让学生进来的。

记者：如果有人想建一所香港科大那样的优秀大学，你觉得需要遵守什么样的程序?

吴家玮：港科大自己的经验是：需要有相应的程序，也需要有核心的团队。

第一是定位，包括：学术规划、学术架构、科研专业；

第二是章法，包括：治理架构、人事制度、招生程序；

第三是资源，包括：整体预算、基建计划、教研经费；

第四是团队，包括：顾问网络、核心人物、行政班底，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

一所大学里，人是核心，需要有一群有共同理想、能力和拼搏精神的人。港科大这群同事里，特别令我感动和钦佩的，是那群既激情又务实、全心全意投入创校工作的教授们、职员们。也包括好几十位义务顾问、社会上和政府里某些有眼光有视野的领军人物。

香港政府最大的支持就是“说干就干”的决心

记者：香港政府给予了香港科技大学怎样的支持与限制?

吴家玮：最大的支持就是那种“说干就干”的决心。

最基础的支持，是经费。建造校园的经济支持来自政府与赛马会。设施方面的开发经费从原来的3亿元增加到13亿多。但真正说来，设施方面的开发经费真正一次到手的大概是7亿――其实远低于某些内地大学。

筹备期间，科大直属政府教育部门；有关资源方面的要求，都直接向教育部门提出，经过双方商讨后达成协议，有些当时就拨款，有些则要等到科大被纳入正轨后再由教资委发送。

至于限制，主要是各种官方的规章制度，包括教职员与公务员待遇上所挂的死钩、建筑规格上的死钩、购置设备的方式、日常运作的条文等等。加上那种必须与另外两所大学看齐的“一刀切”思维，包括英国式的本科三年制、两重的高考制度、研究生人数的限制、港外学生人数的限制等等。

但这些问题，最后大多数都解决了。大家都看准了一点，大学也好，政府也好，社会也好，都是一条心，都想进行一点改变和改革，都非常愿意把科大办好的，就凭借这条心，就冷静地寻找办法，以既不违反章法，又公开透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抛弃以长官意志为主导的公务员文化”

记者：香港科技大学是如何借鉴西方大学的建校经验的?又有哪些是根据“香港特色”作了改进?

吴家玮：如果说还有什么经验，从人来说，是我们对于民主与沟通的重

早在筹备初期，当我还是唯一的教授，就定下了原则，大幅度削减香港大专院校传统中赋予校长的权力，抛弃以“长官意志”为主导的公务员文化。举例来说，当我们聘请一位正教授的时候，首先要经过学系、学院和学校三级的教授委员会审核、挑选，同步经过系主任、院长与副校长三位学术行政主管的复核与认同，最后再送给校长考虑聘任。除非在程序上犯了规，校长不能否决。资格不合的人能够闯过这六道关口而被聘任的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

1988年4月，《香港科技大学条例》正式生效，香港科技大学立法程序完成。香港是个法治社会，立法看得很重。大学条例必须经过立法局三读通过，才能生效。

“说实话，做实事，说到做到”

记者：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些经验，怎样移植到内地的高校?能否谈谈您对内地高等教育的一些观察与建议?

吴家玮：大学有很多种类型，我只熟悉研究型大学。我看到我们国家的一些研究型大学，自由度也相当大，我们能做的，他们也能做。有些也已经开始小部分自主招生了。他们是有实力的，有很好的学术规划、院系架构、学术团队，聘请到很多有朝气的教师，甚至从港科大也挖走了不少教授。

但要改革，关键是要规划清楚了，让监管的人认为是有道理的，认为是可信的。

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不同之处，不谈“移植”。再说，科大虽然在自己精选的专业里出了些成就，也有人说我们在学术研究和打破铁饭碗等方面帮助香港学界带来些改革，但是离创校时期的梦想还远得很，谈不上“移植”。

我认为内地高等教育发展得很不错，劲头非常足。我并不认同一些老生常谈，甚至“钱学森之问”。怎么说呢?我们当然十分敬重蔡元培、西南联大、梅贻琦时代的理念和作为，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办的是教学型大学，确实教出了一些人才。那么，过去十来年，高等教育普及到今天这个程度，教学型的大学不断培养大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怎能不说是可观的成就?就算很多人在出国后才出人头地，那不也是因为在国内预先打好了基础?这样说来，至少在本科教育上，我们的学校确实培养出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不对吗?

至于现代化的研究型大学，必须依靠各种专业的特殊人才，组成团队，扎扎实实按部就班地发展。我所熟悉的一些研究型大学都在这样做，它们不断在出成果，也都不断在从事改革。给他们一点时间。

如果科大的经验里有什么值得大家参考的话，我想可以很简单地总结：“说实话，做实事，说到做到。”(傅剑锋范承刚)

(本组文章摘自6月16日、7月7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实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