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继续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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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长期来看，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确实很大。从理论逻辑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在哪里？

第一，我们有高储蓄率，尽管人口老龄化，但是在大国经济体中，中国这样的储蓄率，在今后十年仍然是很高的；第二，城镇化规划过程还在之中；第三，全球化趋势不会中断。尽管遇到了投资贸易保护主义的噪声，从几个主要大国来说，不管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来看，都非常愿意继续维持全球化的进程；第三，中国改革还有红利可挖。通过进一步改革提高全员劳动力、全要素生产力的空间还很大。

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各种社会矛盾交织，房地产泡沫、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以及这些问题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不能轻视。结构调整的压力很大，改革又滞后，民怨也很大。不改革，中国经济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媒体在总结三十二年改革开放成绩的时候习惯用“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概念。我个人更愿意用“中国故事”来归纳。改革开放三十二年，如果用中国故事讲的话，也分上下集。我们仅仅很精彩地演完了上集，下集能不能继续精彩，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我情愿多点忧虑。我更希望的是进一步加快改革。

由于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才刚刚开始，真正能体现调整的是在今年出现了某些指标的改善。但这些指标的改善还仅仅是苗头。因此，从制度层面看，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由于多方面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与矛盾，加上改革的滞后，2013年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具体来说，全球经济仍然低迷，出口仍然存在很大压力。我们在出口问题上采取了各种稳定出口的措施，但那是需要过程的。

从投资来看，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也不可持续。因为政府的财力有限，特别是速度下来之后，财政收入的状况更能说明问题。

同时，收入分配的改革还在讨论过程之中，方案还没有出来。我认为即使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在美国危机之后的中国出口大量减少的大环境之下，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弥补过去减少的出口，这可能很困难。想真正提高居民消费率还需要收入分配改革之外的硬措施。因此，从这些角度讲，经济的困难，在明年，特别是明年上半年。明年的经济可能仍然是在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纠结之中、平衡之中。

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我认为明年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会加快，增长的速度大约是在7-8%左右。我们不应该期望有更高的增长。在政策取向上，我认为市场与投资者仍然应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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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仍然是谨慎的中性的。当然，作为官方语言，可能还会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言外之意，保持中国实体经济合理增长的货币需求是必然满足供应，在这个情况下掌握货币的调控，至于说微调、预调、灵活性和机动性，要配合各方面的改革，包括金融开放中间的汇率、资本项下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进行通盘考虑，进行协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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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财政政策仍然会是积极的。但是，受制于财政收入的减少、财力的有限，不可能保持更大的政府主导的那样一种投资力度。营改增的税收改革在全国推广后，它的效应会出现，有利于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当然，会对中央财政收入形成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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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房地产调控的方向绝对不会变。所谓绝对不会变就是坚决打击投机炒房，加快社会保障房的建设。我认为这个方向绝对不会变。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我两年以来一直反复的观点，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什么幻想？就是再去炒房子，再盼望房地产来个大反弹。

我言简意赅地讲，在房地产问题上面，关于行政性的限购买房的措施在什么时候退出、关于税收、市场的长效制度什么时候推出，我个人认为取决于投资的替代和稳增长的状况。所谓投资的替代，就是说在打击投机炒房之后，为了保持合理稳定的增长，如何加快新非公36条的落实、如何加快民营资本进入各行各业的投资，进而推动中国的投资增长、推动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点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一点也是判断政策取向的重要视角。

我以前讲过，当前房市上为什么还在进行博弈？就是因为预期不明朗。如果预期明朗，其实非常简单。但是，预期能不能明朗？何时明朗？这与当前的短期经济形势有明显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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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特别是城镇化，以消费为主导的战略推进，我相信在2013年，甚至于以后会有新的迹象。包括非公36条如何在各行各业实质性地落实、实质性地推出，包括社会安全网如何进一步推进，我想在这个方面是结构调整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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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我只能说寄希望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的尽快出台。通过这个条例真正保护农民在土地上的利益。这是刺激中国未来消费的一股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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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国退民进是必然的大趋势，但我并不指望2013年能够完全实质性地对国退民进做出全面安排。我只是寄希望于在策略层面上，通过以下两条措施来加快国退民进的进程：第一，加快非公36条的实质性落实。因为如果真正加快了非公36条实质性的落实，自然在国企、民企问题上，国企意味着往后退；第二，从当前财政预算不足的角度来看，从解决中国经济中的问题导向出发的角度，我认为通过进一步提高国企的分红比例、通过部分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来直接解决社会安全网建设中的财力不足，来直接解决可能出现的地方融资平台存在的风险与压力。

通过这两个直接解决来间接实现部分国企的国退民进。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不管比例是多少，早晚是要暴露的。解决的办法，我个人认为迟早要通过被逼的方法来实现。通过被逼的方法来实现的结果就是部分的实现国退民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