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利共赢”过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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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桂梅：
中国跟非洲的经贸交往一直是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个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但事实上，要真正达到互利共赢这个目标还有很大距离。非洲的面积相当于中国的三个多大，但是中国的GDP相当于非洲的四倍多（中国是9万亿美元，整个非洲才2万亿美元）。如果中国跟每一个非洲国家都讲互利共赢，那就会像一个大胖子跟一个小瘦子谈共赢一样，实力过于悬殊，做大互利共赢不太现实。
李总理在非盟总部演讲时提出要“打造中非全面合作的升级版”，从理念上提出中非要共促“包容性增长”。就是说不仅中国要包容性增长，非洲也要包容性增长，中非关系也要包容性发展。我觉得，未来的中非关系要超越“共赢”这个基本层次。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国在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中要“多给少取”，更多地担负起大国的责任。我们总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但这种说法正在非洲遭受挑战，因为一些非洲国家已不再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崛起，非洲跟中国的距离拉开了，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是大国了，自然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所以，无论是在外援力度方面，还是在资本和市场准入方面，非洲都对中国寄托了很高的期望，有些领域的需求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实力。为此，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中国应该尽量增加对非洲的资本和人力投入，适时、适量、适度地向非洲转移发展空间和经济利益，这样才更能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
徐伟忠：
现在国内对互利共赢这个原则讨论得比较多，有些人想否认互利共赢，认为中国要大大增加对非援助，淡化中非交往中的经济利益和市场因素。我个人觉得这样并不妥当。互利共赢这个原则还必须得坚持，我们千万不能落到西方那种所谓的“慈善、援助”语境中。不过，强调互利共赢的确也面临一个问题，即，中国与非洲按照现在国际秩序交往的话，中国肯定获利比非洲多。当然，非洲获利也不少，非洲现在是全球发展次快的地区，这跟中非互利共赢的经贸交往有大的关系。中非经贸交往给非洲经济的推动到底有多大？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有人说是20%，但也有人说不止50%。中非关系发展从总体来看是共赢的，但非洲不像中国那样获利较大也是一个事实。
首先，非洲经济是增长了，但是缺少发展。比如，虽然原材料价格上升对非洲经济增长推动很大，但是非洲农业、制造业的发展存在很大问题。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材料发现，除了那些跟初级产品紧密结合的工业之外，制造业在非洲经济中的比重是在稳步下降的――虽然从绝对值来讲制造业的比重是增加的。此外，在农业方面，非洲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农产品纯进口大陆，像尼日利亚长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进口国。非洲农业发展潜力不小，但完全没有发挥出来。所以，在以后的中非合作中，非洲可能会在这方面对中国提出比较多要求，即如何提高非洲自身的生产能力。
其次，非洲面临比较严峻的持续增长问题。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从1995年到现在，非洲经济增长主要受到外部因素的推动，内部因素的作用较小，未来非洲可能会期待通过跟中国的经贸关系，促进自身内部经济推动力的增长；第二，目前中非经贸关系在环保等领域受到较多批评，非洲以后会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对中国、对中非合作提出更高要求。
姚桂梅：
我们之所以要讨论互利共赢这个基本面，是因为按照非洲的实际需求和实际效果来衡量的话，中非合作离互利共赢还有距离。现在中国国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中国也要多站在非洲需求的角度来考虑互利共赢问题。
中国企业到非洲去自然是要挣钱，但是企业的商业行为有时难免会引发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民营企业，进而影响了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建设。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在没有资源、市场又不是很大的非洲国家或地区，我们就是要通过援助，在民生、文化等一些软的方面进行“给予”，去弥补企业商业索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到了中国必须向非洲让渡部分发展空间和经济利益的时候了，否则中非合作的质量无法超过欧美与非洲合作的质量，中国想要在非洲可持续发展，更是不可能。
如何使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互相支撑呢？具体而言，我认为政府可以引导、鼓励企业到非洲投资何种产业。比如农业方面，中非合作以往主要体现在农业合作示范区，这种合作模式规模小，社会效益和影响有限，往往中国专家一撤走，示范田也就完了。这种模式现在已经不适应非洲农业发展的需求了。近年来，非洲各国政府纷纷参加NEPAD（即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成立于2001年，是非洲自主制定的第一个全面规划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现在已经成为非盟下面的一个技术部门，负责制定各个领域的战略议题――编者注）计划下的“非洲农业发展项目”（CAADP）协议，提出要在增加自身资本投资的基础上，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投资开发非洲农业资源，以此提升非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加大在非洲的商业性投入。还有制造业，有中国学者已经提出要把非洲打造成下一个“世界工厂”，承接中国的富余产能，使非洲的实际生产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基础设施方面就不用说了，这次李总理访问非洲时明确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非洲公路、铁路、电信、电力等项目建设，还明确提出了中国与非洲可以在三大网络（即高铁、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网络）进行合作。此外，李总理也谈到了中非要实施金融合作工程，等等。从政府的角度讲，就是要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从企业的角度讲，则是要在尊重当地法律制度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国际竞争力。
刘海方：
就像姚老师和徐老师所说的，中国确实从中非经贸交往中获利较多。近年来多位曾经驻非的大使都谈到过：他们在任期间，70%的任务是促进中非经贸合作，其他领域的任务相对而言比较次要。去年我们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曾经做过四个非洲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认知的调查，结果显示，负面评价并不少。这四个国家几乎都是传统上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坦桑尼亚和加纳这样的友好国家。可以看出，实际上非洲人对华的抱怨是不少的。非洲社会的各个层面――不论是学者还是工商界人士，不少人都在强调中国廉价商品给非洲带来的竞争压力。一些非洲民众也认为，中国企业并未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显然，中国政府近来也感觉到了双方关系中“成长的烦恼”，开始思考：非洲多数平民阶层是否也获得了中非合作的红利？
尽管中国在非洲摊子铺得很广，比如工业园区、投资、农业合作等，但是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确实还长路漫漫。非洲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试验田，也是中国创造性介入的重要场所（比如在南苏丹乱局中，今年初中国应埃塞俄比亚的邀请促成了南苏丹冲突双方的谈判，也就有了前些天我们看到的最新和平协议的签署），更是中国在远离自己核心利益区域释放能量的舞台，因此中国以后确实要多站在非洲的角度考虑问题，为非洲带去更多的发展机会。换言之，中国政府应该给企业更多引导，不仅仅是引导企业加大对非投资，还要引导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中非经贸合作关系。
另外，我同意两位的说法，合作中提倡多为非洲方面考虑，并不意味着互利共赢成为了过时的原则。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的“南南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明确强调，基于中国等新兴国家推动的南南合作的成功经验，国际社会对传统上定义的发展援助概念应该进行调整和修正了。这传递给传统的受援国和援助方的信号就是，不依赖于传统的援助模式，也可以给非洲或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现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更多使用“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国际发展合作）”、而不是“development aid”（发展援助）的概念了，也就是开始更加凸显南南合作模式的合作关系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对此，我觉得中国应该很自豪，自己作为南南合作的主要实践者之一，对全球治理作出了贡献。未来互利共赢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影响力，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