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等收入群体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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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日报》连续撰文讨论收入分配改革，其别谈到：中等收入群体的个税负担沉重，使社会结构的金字塔特征更加明显；作为政府调节主要手段的税收，呈现出“逆向调节”的特征。

看来，中国不但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问题，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也出了问题。2006年提出的“提低、扩中、调高”的指导思想，几年过去了，“提低”确有成效；农民的负担大幅减轻，基本医疗费用得到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扩大，标准提高……但是，“调高”却乏善可陈。于是，执行难度最小的“提低”，成为当前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政府“给钱”几乎成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同义词。

但是，政府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税收从民间汲取的。有得钱的，就必然有出钱的。由于政府财政较前承担了更多“给钱”的功能，迫使财政部门挖空心思，四处找钱。这就是虽然民间、学界关于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不绝，而有关部门迄今置若罔闻的原因；这也是以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税费负担日益沉重的原因。财政部工作人员的勤奋努力，终于取得惊人成果：在金融危机影响严重时期，中国的税收不减反增，增速几达20％。

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显示：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这种“高”调不下来，甚至还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提低”只能依靠“压中”，让中间阶层承受牺牲。高低两端的压力，都集中到中间，向着中间挤压，迫使中间不得不萎缩，甚至有些人因此重回低层。

从收入状况而言，中等收入群体当然好于低收入群体。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压力也很大：供房，孩子上学，赡养老人，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他们对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感受明显，而且是当下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负担群体。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中间”位置并不稳定，经济危机、行业波动、政策变化和个人困难，都可能使他们跌落低层。因此，他们普遍处于高负荷的精神状况，这种状态又放大了他们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与难题。

据《人民日报》调查显示，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竞争的压力，税费的集中负担，使他们普遍缺少幸福感，更使其中一些人被挤出中间阶层，这些人很有可能成为当今社会不稳定的新的诱因。

从心理学角度看，原本一直处于社会低层的人，对生活现状的承受能力较强，反而不容易因为少许刺激就走向极端；而那些由中层跌入低层的，对低层的生活困难感受更强烈，更加难以忍受，更易陷入悲观绝望状态；尤其是一些已到中年的人，估摸自己再难有翻身机会，因此最易绝望。

不同于最低层，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能量较大，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的遭遇，较易引发舆论的共鸣；他们的不满，也会对社会造成更大冲击。反过来，如果这一阶层能够稳定和扩大，将有利于社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橄榄型”结构，缓和因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进而让更多人看到可以拾级而上的希望。这应该是执政党将“扩中”作为调节收入分配重要原则的原因。

“扩中”变成了“缩中”，执政党的指导原则在执行过程中被反转，具体政策制订上的“逆向调节”是首因。仍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此税种设立的初衷是让高收入人士承担更多的公共支出，减少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按照“提低、扩中、调高”的原则，中、低阶层都不应该成为主要纳税对象，不然就成了“调低、缩中”。但现状却是，中间阶层成了个税的主要负担群体，富豪阶层反而有很多办法“避税”，比如把个人和家庭开支打入企业成本，隐瞒“灰色收人”等。因此，收入分配调整的结果变成了高端更高、低端扩大、中间收缩就毫不令人奇怪。

亚里士多德是按照贫富之别，将社会成员划分为极富、极贫和中产阶级三类的最早学人。他并且指出，只有中产阶级才是最“安稳的公民阶级”，“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他认为，“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产阶级的公民组成的”。显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于中国今天构建和谐社会颇有启示意义――虽然中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进入中产阶级社会，但至少不应该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