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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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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从伦敦到达五联市的时候,我的母亲从不到勃斯雷车站来接我,她总是有别的事情要做,并说要为我做“准备”工作。因此,我总是独自一人从尼普坐车到勃斯雷。今天我自从在尤斯顿车站告别埃格尼斯登上火车之后,就一直在考虑如何把我的特大喜讯告诉母亲。

往常我每个星期都给母亲写信,告诉她我大部分的活动情况。她不但知道我所有朋友的名字,而且还清楚他们干什么工作。我在信中经常提起埃格尼斯和她的家庭。但是即使是对自己的母亲,我也不好意思写信说“我想我开始爱上埃格尼斯了”;“我觉得埃格尼斯喜欢我”;“我爱她,我相信她也爱我”;“我总有一天要向她求婚”等等。我向埃格尼斯求了婚,她已经答应嫁给我,而我母亲还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的幸福已经临近。这就是我要告诉母亲的特大喜讯。

我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儿子,我是我母亲所有的一切。而我却跟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姑娘订了婚,连一点儿情况都没有告诉她。她肯定会大吃一惊,说不定还有些伤心―――当然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总之,这局面很伤脑筋。

当我走上我家小屋前的台阶,手还没有去按门铃,妈妈竟为我开了门。她穿着黑绸衫,别着金胸针,像平常一样,吻了我,对我说:

“嗨,菲利普!你好吗?”

“我挺好,妈妈。”我说。

我立刻发现我的抵达使她比往常更为激动。在她微笑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她紧张得像个小姑娘。说真的,作为一个48岁的女人,寡居了25年,婚姻生活短促而又坎坷,看起来她今天真是年轻多了。

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怎么?她已经得知了我订婚消息?”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虽不吭声,但也有点紧张。我决定在吃晚饭的时候告诉她,于是就上楼去了。

这时门铃响了。母亲飞快地跑去开门,而不是让佣人去开。来的是一个给我送来提包的脚夫。

正当我再次下楼时,门铃又响了。母亲从厨房里出来,可是我比她快了一步。我笑着坚持这次要由我亲自来开门。开门后,站在眼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人。

“对不起,陶生夫人让我来借几副刀叉,不知可以吗?”

“当然可以。”母亲在我身后回答说,“请稍等一会儿。”

母亲从碗橱里拿出了一些银餐具,走出去交给了那个邻居家的佣人。

随后,母亲进了厨房。我在屋里随便走走,快活而又激动。我扫视了一遍客厅,发现什么都没有变。接着我进了餐厅,在这里我大吃一惊:晚餐桌上放着三副餐具!

“这下可热闹了!”我心里说,“三人吃晚餐,而她连一声都不吭。”

我母亲在处理社交事务方面特别能干,尤其是在规划有趣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上,我相信她简直能创造奇迹。但我始终不明白,她怎么会知道我和埃格尼斯订婚的消息。我猜想可能她和埃格尼斯通过信或者电话,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一直在一起出谋划策。尽管埃格尼斯对我说过她不能到勃斯雷来,但她也许已经在这儿了,而母亲把她藏在屋子的什么地方,或者母亲正等着她来呢。要不为什么母亲显得这么紧张?为什么一再跑去开门?

我走出餐厅,决心不让我母亲知道我已经秘密地查看了晚餐的桌面。在我穿过过道走进客厅的时候,门铃第三次响了,我母亲第三次冲出厨房。

“天哪!”我想,“假定真是埃格尼斯到来的话,那该是怎样一个场面呀!”期望促使我哆哆嗦嗦地把门打开。

来人是尼克松先生。他是我家的一位老朋友,年龄约50出头。他有一些房子,自己收租钱,自己修理房子,人称他是“好房东”。他是我母亲的受托人,在我父亲早年病故之前的那一段艰苦岁月里,他曾经给过母亲道义上的帮助。

“啊,年轻人,”他一面走进来一面说,“非常高兴又见到你!”

“尼克松先生来咱家吃晚饭,菲利普”。母亲和他握手时对我说。

我很喜欢尼克松先生,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让我太高兴,因为我想私下跟我母亲谈一谈。而现在有尼克松先生在场,我就不能婉转地向她报告我已经和一个陌生姑娘订婚的消息。以前我回家时,他也有几次在我家吃晚饭,可是从来不在我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来。但是不管怎样,我只好勉为其难了。

我们坐下后开始吃晚餐,虽然饭菜很丰盛,可是我们谁都吃得不多,尽管母亲一再抗议。

我怀疑在我母亲的事务中也许出了一点儿什么问题,所以尼克松先生好像要抓住机会来把事情向我解释清楚。但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经济上完全养得起一个母亲再加一个妻子。我脑子里还是想着我订婚的事,并已开始斟酌字句,以便等尼克松饭后一离开,就立刻向我母亲宣布我订婚的消息。

又吃了一会儿,我说我要去邮局发一封信。

“难道明天就不行吗?亲爱的。”我母亲问。

“是的,不行。”我说。

想想看!让埃格尼斯两天得不到我安全抵达的消息,听不到我对爱情的保证,那怎么能行!

“是和女孩儿有关吧?”尼克松高兴地叫了起来。

“是的。”我坚定地回答。

我走出门去,在一个邮局将信投寄给了我亲爱的埃格尼斯。我希望在我回去之前尼克松已经走了。当我回到家后,他并没有走。我发现他独自一个人在客厅里,抽着一支上等的雪茄。

“我妈妈在哪里?”我问。

“她刚刚出去。”他说,“来,坐下,来支雪茄。我想聊一聊,菲利普。”

“谢谢,尼克松叔叔。”我拿了一支雪茄。我鼓励他说下去,希望马上结束谈话,因为我脑子里充满了埃格尼斯。

“好吧,孩子。”他说,“我们不要拐弯抹角,干脆你说你对我做你的后父有何意见?”

“什么?”听了这些话,我好像触了电一样,结结巴巴地说:“你难道是说―――你和我母亲……”

他点点头。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孩子。昨天她答应嫁给我。事情进行有一些日子了。不过我想她在给你的信中没有暗示过这事。我知道她没有。这种事说起来是有点困难的,是不是?她总不好意思这样写:‘我亲爱的菲利普,尼克松先生爱上了我,我相信我也爱上了他。几天之内他就要向我求婚。’她是不好意思这么写的,是不是?”

我笑了,我忍不住大笑。

“握个手吧。”我热情地说,“我很高兴。”

不一会儿,母亲羞答答地走了进来。

“孩子说他很高兴,莎拉。”尼克松先生简要地说。

那个晚上,我只字没提我自己订婚的事。我从来没意识到,我母亲还是有吸引力的,还可能有男人会被她所吸引,我也没有意识到她在这屋子里的孤独生活并不是她有权得到的生活的全部。对于我自己的典型的子女利己主义,深感渐愧。我决定不要让我的欢乐来干扰她的欢乐,留待明天早晨再说吧。

马尚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假如我们原谅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