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啥只有“四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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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问，或许有点夸张。然而，中国在科技方面对世界的贡献，能想到的还真不多。
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迅速赶超了呢？
这是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著名疑问，人称李约瑟之谜。在李约瑟看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欧洲的崛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依据这个共识，所有试图解释这个谜底的人都会接着追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
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经济学家、科学家和社会学者都尝试着给出答案。在这其中，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等理论层出不穷。然而，人们徒然的发现，问题越解释越复杂，李约瑟之谜近乎成了李约瑟诅咒！
在众多解释中，我非常赞成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林毅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如此追问，而是问道：什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在他看来，不解释这个概念，后续的所有结论都是建立自沙滩上的城堡。接着，林毅夫回答道：工业革命并不只是纺织机和蒸汽机，这只是一个标志而已；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是技术变迁速率加快，背后是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是方法论的革命。”林毅夫如是说，其显著特征就是欧洲建立起了以可控试验为特征的实验室制度。
如此一来，李约瑟之谜就可以很好的被解释了：古代，技术改善和进步是以偶然试错的方式被动发生的。中国过去之所以领先，是因为中国人多、工匠多，从整个国家角度来看，出现技术变迁的概率就会增大。后来，由于欧洲人建立了主动型的实验室制度，“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所能做的尝试错误数量，可能是几千个农民和工人一辈子尝试错误的总和”。
接下来，林毅夫并没有追问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了欧洲，而只是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林毅夫给出的答案是：为了维护统治，古代政府发明了科举这种不利于科学革命的激励制度。“仅四书五经字数就超过了四十多万，假设每天背200字，背后永不忘记，也需要六年多才能完成。此外，还要读史书、学作诗和八股文……”
在林毅夫看来，也就是科举制度的原因，中国才没有诞生科学革命。
林毅夫对李约瑟之谜的追问止步于此。我承认，林毅夫的观点到这里是对的。那么，正如林毅夫所说，科学革命是方法论的革命，方法论也是一门技术。如今，这门技术已经被中国习得，中国企业也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国家也有着各种研究机构。那么，为什么中国还是落后呢？为什么我们还是感觉到创新不足呢？
在我看来，积累不足是主要原因。
拿汽车行业来说，自主车不给力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原东风汽车总经理，现工信部部长苗圩曾经的话就是很好的解答：外企告诉你某个设计就是三毫米，至于为什么是三毫米，他们不可能告诉你，因为那是人家百年来积累下的经验。
一同事去欧洲一变压器厂参观后归来最大的感慨就是，“人家做成百年老店是有原因的，那些积累很重要。”同事如此感慨的原因在于这家变压器企业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产品检测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变压器等产品要接受雷击、超高压、低压、高热、低寒等各种非常规环境的检测。“可谓千锤百炼，这也是人家产品能用几十年的原因。”
其实不仅是工业领域，如果说中国在某方面落后，在方法论正确的前提下，那多半是由于积累不足。一大学教授曾痛心疾首的自问：为什么中国近代出不了思想家和哲学家？为什么我们没有影响世界的学术成就？答案很简单，因为最高深的思想、最前沿的成果都是外文的，没人能及时翻译过来，也没人能准确的翻译。
一学设计的同学去欧洲游学了一年，回来后感慨道，过去我们在书上才能看到的那些精美小镇、那些美轮美奂的建筑就在这些人的身边，人家就在这个环境下长大，我们怎么比？在游学欧洲的半年中，朋友逛遍了巴黎、米兰、罗马、巴塞罗那等各大城市的美术馆和雕塑馆，而这也竟然是其悲观的理由：从没想到那些几百年的油画会这么细致！从没想到罗丹的雕塑连不起眼的裙摆尾处都那么有层次感！
其实说到底，核心能力和创新的本质都是知识，对于高耸的知识阶梯来说，你从哪个阶段开始起步分外重要。为什么牛顿诞生在欧洲？牛顿自己回答道：“我之所以望的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这句话的内涵呢？
又有人，如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问道，为什么乔布斯和比尔？盖茨没有诞生在中国呢？
在冯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没有适合这群人成长的土壤，原因是金融市场缺乏对这些人才的商业模式和产品的定价，这背后更是体制的问题。
在我看来，原因还是积累不足，是配套制度方面的积累不足。欧美金融市场发展了几百年，而中国则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不管法治社会多么健全，市场多么公平，差距总是有的。
那中国以及中国企业的出路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在方法论正确的前提下，要想实现赶超，只能比别人更努力，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在这里，正确方法论包括建设完备的实验室研发制度和全社会创新体制，通过引进技术和人才等方式尽最大可能性缩短和国外最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在此高起点上，对国外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进行有目的的模仿和学习的同时，加大自主创新。）
如果没了这个高起点和足够的积累，弯道超车多半是妄想。最终往往是没超成，还翻了车。如风能、太阳能、新能源汽车，不一而足。
上述所说的根本上讲还是方法论，而方法论终归到底是一门技术，在其背后的世界观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李约瑟之谜上。
林毅夫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至此，林毅夫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现在，让我们沿着林毅夫的框架继续下去：为什么欧洲会发生科学革命？为什么中国科举制度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关于欧洲的科学革命，韦伯、哈耶克等大学者都曾给出过不同的解答，但一个共识就是：欧洲的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的核心就是对人的解放，即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不是全能上帝的棋子，大自然也不是全能上帝的杰作。这样一来，人们的创造性和好奇心一下子就被重新激发了出来：既然一切不是全能上帝的安排，那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人类的使命和意义又是如何？既然大自然不是全能上帝的杰作，那大自然是如何运转的呢？
就这样，从13世纪到16世纪，历经三百年，欧洲终于走过了长达千年之久、黑暗的中世纪，继古希腊时代之后，哲学和科学再次兴盛，而后的工业革命也就自然而然的爆发了。
那么，接下来的追问将是：为什么文艺复兴发生在欧洲？
这个问题同样难以回答。我们知道，实验室制度的诞生一定需要有闲阶层的参与或资助。值得深思的是，在古代我们也是有很多有闲阶层啊，为什么我们的有闲阶层在闲暇时只是去遛鸟、斗蛐蛐、听个戏曲？
这或许才是李约瑟之谜的真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