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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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就是管理层薪酬假说、债务契约假说和政治成本假说。本文先简要分析这三大假说，然后再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分析研究，并分析为什么不适用中国经济的原因。为了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学界要借鉴国外会计理论，探讨符合中国特色的实证会计理论。

关键词：实证会计理论假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适用性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强调什么是最优会计政策，强调会计政策的实用性，在不同组织结构的公司里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西方国家重在研究实证会计理论，而我国则是将实证会计理论与规范会计理论结合各起来研究。所谓实证会计理论就是会计是怎样的理论；而规范会计理论则是会计应该是怎样的理论。

1.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概述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就是：管理层薪酬假说、债务契约假说和政治成本假说。

1.1管理层薪酬假说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股东与管理者是相分离的，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由于企业股东无法直接观察到管理者是否认真谨慎的管理公司，于是会与管理者签订一定的薪酬契约。而这个薪酬契约是以盈余信息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企业管理者的薪酬直接与企业年利润挂钩。那么，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得较高的报酬，必然会认真努力的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年利润。当然，管理者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投机心理，就是说，管理者为了提高薪酬，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至当期的会计程序，这样就产生了企业管理者人为操作会计信息的行为。当企业当期利润较高时，企业管理层产生投机心理的欲望较低；当当期利润较低时，企业管理层就会有较高的投机欲望，进而进行会计处理，以获得较高的薪酬。这也就是所谓的管理层薪酬假说。

1.2债务契约假说

由理论可知，企业股东与企业债权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债权人与企业股东签订一定的债务契约，债权人借钱给企业，定期获得固定收益。那么，债权人就特别看重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按期收取利息，关系到其收回固定成本的风险。

而企业股东则希望企业以最少投资获得最大收益，因此他们更加倾向于投资风险性高投资回报高的项目，他们只看到了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却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其风险性。而企业管理者往往会迫于股东的压力而不得不投资这些风险性高的项目。债权人为了确保其固定收益率，往往会在债务契约上增加一些限制性条款，当企业违反这些条款的时候，债权人有权对企业做出加息或是提前收回本金等惩罚。

实证会计理论认为：当企业处于违约边缘时，就会有进行会计信息处理的欲望，通过盈余管理，将未来收益记入当期会计程序中。因此，债权人往往会更加看重企业的负债率大小，通过负债率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分析其是否能如期还款。当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时，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欲望越强烈。

1.3政治成本假说

当企业越做越大时，它在某一行业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高，而垄断该行业市场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政府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往往会特别关注该企业是否会垄断该行业市场，而衡量企业垄断市场的标准之一就是企业的利润，当超过政府定的标准线之后，政府就会采取一些反垄断措施，对企业做出一定的惩罚。而企业为了规避惩罚，就会将当期的收益递延至以后各期的会计程序中。

通过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可操纵的利润空间就越小，而为了达到降低当期利润的目的，他们往往会将企业的无形资产作为费用来处理，从而提高成本，降低利润。

2.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这三种理论假说，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检验。但是，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这三种理论的正确性上，而没有将其与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研究。1997年是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1997年之前学界研究重点在有效资本市场假说上，而1997年之后，研究重点放在了会计问题上，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西方三大实证会计理论假说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分析检验。

2.1管理层薪酬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以前，我国企业的管理层薪酬契约是保密的，是不公开的，直到2005年之后才开始披露管理层薪酬契约，因此，在管理者薪酬假说上的研究也不是很多。王跃堂教授曾对中国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研究，他设置众多的虚拟变量来检验管理层薪酬假说的准确性，但是，结果却表明并不显著，换言之，管理层薪酬假说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不强。

吴东辉的《中国上市公司应计项目选择的实证研究》一文也是对管理层薪酬假说在中国适用性的研究。他将企业投资机会组合和相对业绩水平作为管理层最大化其薪酬的变量，考察了上市公司应计项目选择的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投资机会多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增加收益的应计项目，而企业管理层则有较强的欲望调整应计项目。从结论上来看，与管理层薪酬假说是相符的，但是，前提条件却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在中国，企业管理者进行会计程序处理的基础是相对业绩水平和投资业务组合。

王克敏和王志超于2007年发表《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一文，他们将公司前三位高管年薪总额的对数作为替代高管薪酬的变量，然后考察了高管年薪总额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高管的报酬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相关性不强。

学界得出的普遍结论就是：管理层薪酬假说在中国不适用，它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

2.2债务契约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在我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债务契约假说时都是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作为变量的，但是，不同的学者却也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

吴东辉在《中国上市公司应计项目选择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提出：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增加收益的非正常流动应计项目。而白云霞将1996年――1999年上海和深圳发生控制权转移的130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大，非常有可能对其资产进行处理，最终使企业的业绩报告大于其阈值。以上这两个研究表明，债务契约假说是正确的，在中国市场上依旧适用。

但是，也有学者得出了与债务契约假说完全相反的结论。李增泉的研究显示，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比率和当期计提比例就越高，他的研究对象是1998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719家A股企业和另外144加外资股企业。雷光勇和刘慧龙对我国在1999年配股成功的196家企业进行分析得知，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欲望也就越小。以上这两个研究正是与债务契约假说截然相反的。

同样的，还有些学者在对债务契约假说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得出非常显著的结论，而这也显示出债务契约假说在中国市场的不适用。综合各个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分析研究时，债务契约假说并不适用。

2.3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在进行政治成本假说的研究时，几乎所有学者都将企业规模大小作为变量，而衡量企业规模大小的则是企业总资产的对数。但是，不同的学者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沈振宇、王金圣和薛爽在《坏账准备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一文中提出：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其计提坏账准备的欲望也就越大。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我国1997年和1998年A股公司。

张然、陆正飞和叶康涛在《会计准则变迁与长期资产减值》一文中提出：当以当年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作为因变量时，以企业总资产对数为衡量标准的企业规模的变量系数不具有显著性；当以减值准备转回数额作为因变量时，这时候企业规模的变量系数就具有了显著性，符合政治成本假说。

李增泉得出了与政治成本假说截然相反的结论，企业规模越大，其资产减值比率和当期计提的比例就越低。换句话说，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当期报告的盈余就会越高，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而吴东辉的研究也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其进行盈余管理的欲望就越强，越有可能夸大其收益。

总而言之，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并不适用。

3.三大假说不适用的原因分析

西方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是基于西方市场研究得出来的，而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中国独特的国情。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尽快基于中国国情和市场发展现状研究出中国的实证会计理论。那么，三大假说不适用中国市场的原因又有哪几个方面呢？

3.1中国市场的股权融资动机因素

政府为了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希望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启了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提供了融资的来源。而股权融资成本的低廉也使得我国的上市公司有了更强的股权融资动机。

而市场必须有一定的监管，政府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确保市场的健康发展，确保股权融资的稳定发展，于是在企业的上市、退市、配股、增发等方面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以便对市场进行有序监管。同时，政府设置的这些门槛大多都与企业的会计盈余管理有关。那么，我们对这几个因素分析可以看出，企业股权融资的动机高，而政府有一定的门槛，这些门槛又与会计盈余管理有关，于是，企业为了达到股权融资的目的，往往会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使得企业的报告收益达到政府的标准。

而西方的股权融资成本较中国而言相对较高，所以，西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动机也就没有中国这么强，于是进行盈余管理的欲望也就没有中国这么强烈。经过对西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进行分析得知，西方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内部留存收益融资，而股权融资是其最不喜欢采用的一种融资方式。所以说，股权融资动机只能是西方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却不是主导性动机。而中国正好相反，股权融资动机往往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导性因素。

3.2制度环境的不同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是基于西方的市场环境而言的，当将其直接用于中国市场时，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经济成分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制度环境的差异就成了三大假说不适用于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时上市公司有将近70%是国有控股企业，而西方国家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少，其研究样本中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中国的研究样本中则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拥有不同的制度环境。

首先，从管理层薪酬假说上来说，我国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薪酬基本上是处于政府的管制之下的，也就是说，企业管理者的薪酬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不强。于是，企业管理者也就没有了很强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欲望。另外，我国国有企业管理者持有的股权非常少，股票期权制度也是近些年才兴起的，在上世纪则根本就没有股票期权制度，于是，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就不那么高了。而我国政府对管理层薪酬的管制又使得高管的在职消费变成了一种隐。

于是，有学者对高管的在职消费进行了研究。比如说：罗宏和黄文华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在职消费进行分析发现，高管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的业绩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卢锐得出的结论是：高管的权利越多，其在职消费就越高，而其在职消费与企业的业绩呈现负相关。有的学者认为管理层的管制性薪酬并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它不利于企业提高发展活力。而这种薪酬方法也降低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积极性。

其次，在债务契约假说上，该假说的前提就是，企业为了避免违约而进行盈余管理。从我国的上市公司的制度环境上来说，许多上市公司的前身是国企，所以说，其债权人也往往是国有商业银行，这样就使企业容易受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软约束，进而导致债务契约假说的不成立。从组织结构上来说，我国的集团企业较多，当子公司出现违约风险时，母公司则可以对其进行担保或是以直接还款的方式规避违约风险。所以说，企业为规避债务风险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就相对削弱了。

再次，在政治成本假说上。西方的政治成本假说认为：企业为了防止政府的反垄断惩罚，往往会采取盈余管理的方式来降低企业利润。在中国，由于经济本身就有很强的政府干预性，尤其是在政府实施积极的宏观政策时，企业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而使企业看起来更加健康，从而向政府申请到更多的资源，进而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往往会有很强的动机去优化当地企业。地方政府会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和保护性政策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使当地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企业就不会考虑到因规模的扩大而带来政府的反垄断惩罚，甚至说，企业规模扩大之后还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优惠税收政策等，从而促进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创造更高的收益，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于是，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就完全不适用了。西方政治成本假说出现的基础是：当企业规模逐渐扩大，企业利润过高时，政府为了防止企业在该行业的垄断，往往会采取监管或是增加税收的方式来限制企业发展，这一情况与中国市场正好相反，所以，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也就不适用了。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在中国不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它与中国国情和企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不相符。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引进西方会计理论思想时应谨慎处理，首先必须对中国市场进行深入分析和检验，探讨引入的会计理论是否适应中国市场。

西方国家的私营企业较多，而三大理论假说正是基于私营企业发展而研究出来的。而我国私企与西方私企又有很多共通性，因此，三大理论假说适用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那么，在进行中国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时，可以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的理论，将中国的企业分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针对性分析，得出针对性结论，使企业采用正确的会计政策，使政府采取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我国市场的成熟度越来越高，而要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深入分析，综合考虑制度因素、行业特点、消费者特点、生产者心理诉求等因素，得出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证会计理论，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走向世界，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作者单位：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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