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信号》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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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行健执笔的无场次话剧《绝对信号》在小剧场公演时曾获得极大的成功。1982年第5期的《十月》上刊登了这部作品,细读文本,就可以发现这出剧的艺术探索主要还是在技巧方面的创新,和《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之间的联系性十分明显,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价值胜过其美学意义。但就其内容而言,“人性”线索还是呼之欲出,和高行健后期创作融为一体,这点也不容忽视。

剧本探讨了浩劫后青年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与理想间的冲突,以及责任担负与权利获得的辩证关系,剧本虽然有一个光明的尾巴,但是显然还是存在很多隐患的。剧本的地点设置中提到“使人感觉到这节车厢也刚刚经过一个动乱的时代”,这显然为全剧奠定了一个整体氛围。戏剧冲突主要在黑子、小号、蜜蜂姑娘、车长和车匪五个人间展开,表面看来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究其根本,是一条“人性”的主线。

待业青年黑子因为没有稳定工作,经济上没有保证,他不敢和自己喜欢的蜜蜂姑娘结婚,为了赚钱铤而走险,陷入车匪的圈套,在老车长的谆谆教诲下,终于做出正确的选择,又换回了爱情和友情,并且得到意外的奖励,成为老车长的“儿子”,顶替这份工作。剧中,他不止一次地发出感慨:“春天在阳光下才暖和,春天的夜里照样也冷”,“得了吧,我不要怜悯,不要你可怜!我只怪我自己,只怪我命不好,只怪我自己不争气,只怪我没有一个好老子,给我安排个光明的前途,只怪我不该去爱,不该去爱呀!我不配去爱,不配有爱的权利,不配有被爱的权利”,种种对现实的不满,生出黯淡的心境,继而爆发:“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凭什么就得让出我的权利?我要的是生活的权利,爱的权利!”“我应该自私!我要工作,我要生活,我有工作的权利!我有生活的权利!您懂吗?您不懂。您不懂得我们,我们不是孩子了,我们也是人!”一席话,冠冕堂皇地展现了一个青年因为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如意,而导致理想幻灭,失去了有尊严的活的权利,爱人的权利。但从深层来看,这种精神的幻灭真的就只是社会际遇造成的吗?显然不是。这一点从小号和蜜蜂姑娘两个青年身上可以印证。

小号作为局长的儿子,轻易地获得了见习车长的工作,可是他对现实生活也是不满的:“像个机器一样,一辈子就这样交代了,这哪是人干的活儿。”他有自己的理想:“号是我的第二生命。”“你得找到你自己的旋律,能把自己全身心投进去,做一番事业。要不,人活着没一点追求,没一点激情,多窝囊,那才憋气呢!”小号的抱怨是发自内心的,他感到现实生活束缚了自己的理想,但同时他的抱怨又不同于黑子式弱者的怨恨,是带着一点志得意满的,内心是感到高黑子一等的,当看出蜜蜂姑娘和黑子的关系时,他实际上是不能接受这个结果的。此时,车长又提醒他黑子可能有阴谋,小号很明显就发生了大的态度转变。在其随后的想象中黑子的样子是粗野的,蜜蜂是神经质的,而且在想象的最后,蜜蜂赞美他的高尚且求其原谅,不正是对其自我优越感的印证?在黑子幡然醒悟后,小号也是以宽容者的语气说道:“都老哥儿们了,别说这话,黑子。”蜜蜂姑娘则是一个敏感的姑娘,她执著于爱情,却又不能信任自己的恋人,一开始就不断追问黑子是不是不爱自己了。当她感受到车上紧张的气氛时,她只想逃避:“真想赶快找到我的蜜蜂车,到野外放蜂子去,就什么也不想了!”表面上看来是正邪对立,新思想与守旧思想、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实际上挖掘开去,会发现一条“人性”的线索贯穿其间。高行健真正把握的不是社会、思潮所带来的冲击,而是在这冲击下隐藏的人性的“劣根性”。人性中不满足、怀疑、欺骗、怨恨、贪婪、暴力、逃避以及伴随物质而产生的优越感,这些才是戏剧的冲突所在,才是觉得现实困顿,理想难以实现,爱情、友情让人怀疑的所在。也正因为这种劣根性的长存,才使得虽然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却让人觉得作品并没有完成,至少还存在一些难以言明的危机:理想的限度在哪里?怎样才算实现?实现了理想就真的可以使一个心术不正的人改邪归正吗?这一切引起的应该是进一步的思考,而不是浅尝辄止的满足。作品结尾老车长信心百倍地对黑子说:“你已经赢得了做人的权利。权利不是张手就来的,要想得到做人的权利,先得担当做人的责任啊。”黑子真的担当起来了吗?他性格中暴力、怨恨、贪婪的潜在因素,真的可以承担起责任吗?小号和蜜蜂姑娘同样也让人不能信服,这些使得《绝对信号》在思想上有继续诠释的空间。

形式上的创新是《绝对信号》最大的亮点,其实这是作者对《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有意实践。全剧采用意识流的手法勾勒了一个现在、回忆与想象交错的时空观。高行健说过:“支离破碎较之工整完美,固然是极大的缺陷。不过,倘这种切割和组合能在不长的篇幅内又提供给读者鲜明而强烈的感受,读者还是宁愿去细读这种支离破碎的作品,比一目十行地翻阅那种拖拉得很长、内容又并不丰富的作品来得更有味道。”他学习传统戏曲中不受拘束、天马行空的安排时空的方式,充分承认舞台的假设性,使得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心理得以展示,更加传神地塑造出人物形象。作品中黑子、小号、蜜蜂之间,车匪与老车长之间都进行了心理对话,激烈的冲突、人性的缺陷都在这些潜在的话语间展开,给人以真实感,比静态的描写更有表现力。同时让人物陷入回忆与想象中,让读者可以发展的眼光去打量人物的性格特点与沉潜的劣根性。从黑子的回忆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性格中的自卑、犹豫、贪婪等因素;同样借助他的想象,既展现了他内心中的暴力,又展现了小号的自私。“感性的记忆留在人心中的形象比对环境的描述更为鲜明,它尽管短暂,却十分明亮。一旦用这类内心的印象来代替对环境的静态的描写,把人的精神活动注入到环境中去,那不动的环境也可以像时间一样流动起来”。

高行健十分强调作品的真实感。在《绝对信号》中除了借助意识流手法来达到心理描写的真实外,“朴素是真实感的可靠朋友。分寸感则又是衡量真实感的尺度”②,口语化的质朴语言显然更容易打动观众。剧中对话避免了那种装腔作势的语言,简单直白,一方面显得真实,一方面又打磨不够,略显粗糙,建立在审美维度上的哲学性探索也未展开。作者的创作是节制有分寸感的,虽然要展现激烈的戏剧冲突,却不能写出人们都不能相信的情节,“让来自生活中活生生的经验来弥补想象力的不足”。此外,为了达到真实感,高行健在剧中还采用了多声部的尝试,形成一种复调。在戏剧高潮时,五个人同时发出声音:车匪的气急败坏,黑子的极力挣脱,蜜蜂的不知所措,车长的坚定意志和小号保护蜜蜂的心态全部展示出来,复调的使用,加强了紧张感、密集感,让单调的叙述充满吸引力。

同时,这种真实感还体现在细节的描写上。如对老车长的描写。剧中他是极其关键的人物,是他发现了阴谋,同时也是因为他的教诲,使黑子做出了最后的行动。人物形象的不夸大与真实才能产生让人信服的感染力,才能使读者接受戏剧的发展方向。高行

健将老车长设计成善良又工于心计的形象:他观察细致,从车匪倒脚的细节发现其脚并未扭伤,又敏感地发觉车匪和黑子之间的呼应关系,但不直接戳穿,一边用意味深长的话教育黑子,“小伙子,还来得及”,一边继续试探车匪,两人在吸烟的过程中进行了心里对话。“两人抽烟的火光一闪一闪,谁说话的时候,烟火便照亮谁的眼睛。”借助黑暗中的火光,相互观察、揣摩、交锋,这个细节是真实而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是细节的真实、合理,才使情节一步步发展,沉稳踏实。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老车长的态度就代表了高行健的写作态度:洞察事实,注重细节,却保持距离感,在感情上不偏不倚,节制而理性。

《绝对信号》的成功无疑是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其形式上的突破,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实验戏剧、小剧场演出在中国的继承与发扬。但在这些闪光的形式新变下面,不容忽视的是高行健他展示了一种常态,一种潜存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人性劣根性。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剧本呈现未完成状态,也取消了文本本身的封闭性,使其可以超越于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而成为有独立研究价值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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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小剧场艺术的起源,有些学者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办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研究所”视为小剧场运动的滥觞,也有把德国戏剧家莱因・哈特看做小剧场运动的拓荒者。总之,小剧场运动的发轫是和二十世纪初开始的戏剧革新运动联系着的。在小剧场中演出的主要是带有强烈探索色彩的实验戏剧和心理内涵丰富复杂的戏剧,借助小剧场更加贴近观众的演出环境,更大程度地把这种心理戏剧的魅力发挥出来。

2.高行健,生于1940年,剧作家,小说家,江苏省泰州市人。1978年在《当代》发表第一篇散文《巴金在巴黎》,紧接着发表中短篇小说《黑夜的星辰》《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等。出版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引起广泛注意和论争。1981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事专业创作。除撰写戏剧论著《论戏剧观》《现代戏剧手段初探》外,自觉进行新潮戏剧探索,创作了《绝对信号》《现代折子戏》《车站》《野人》等话剧,并在北京人艺进行实验演出,反响很大。20世纪90年代定居法国,出版小说《灵山》,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语作家。

3.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理论界围绕如何评价现代主义、现代化与现代派的关系、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道路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影响较大的是1982年的两次论争。一是缘于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引起讨论,1983年徐敬亚的长篇论文《崛起的诗群》更是将论争推向新的高潮。另一次则是关于“四只风筝”的争论,由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引发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针对“现代派”的关注和欢迎,被称为“四只风筝”,形成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的又一热点。

4.高行健写于1981年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评介了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怪诞与非逻辑、艺术抽象等创作手法,是新时期文学研究中最早提出“现代派”小说理论的一部论著,一经发表即引起广泛关注。王蒙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确实是论及了小说技巧的一些既实际、又新鲜的方面,使用了一些新的语言,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路。人们可以不同意或不尽同意你的某些论点,但是不能不感谢你的多方面的启发,使人扩大了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