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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集群分布及其亲疏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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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期刊共被引数据,本研究利用分层聚类和多维尺度分析方法考察新闻传播学期刊的集群分布及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数据分析表明:(1)新闻传播学期刊首先区分为新闻传播类期刊和编辑出版类期刊两大分支。(2)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电视研究》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两者关系密切,但与其他期刊关系疏远。其他期刊按其亲疏关系又大致区分为两类: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的研究型期刊和以实践总结为主导的行业性期刊。(3)在编辑出版类期刊中,《读书》和《中国图书评论》两者关系密切,但与其他期刊关系疏远。其他期刊按其亲疏关系又大致区分为三类:科技编辑出版类期刊、以出版为重点的出版类期刊和以编辑为重点的编辑类期刊。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学术期刊 期刊出版 共被引分析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2)03-0017-08

1 引言

自从世界上最早的两份学术期刊――法国的《学者周刊》和英国的《哲学汇刊》――于1665年诞生以来,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学术传播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相对图书,期刊具有出版周期短、发行速度快、连续性强的优点,因此深得学者钟爱。一方面,期刊承担着同行之间交流信息和传递知识的传播功能:另一方面,期刊在很大程度上也扮演了质量控制和学术评价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期刊的发展必然反映学术研究的发展,因此期刊出版往往成为学者考察学术研究进展的切入点。

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兴起和发展,大多数新闻传播学期刊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相继创办。基于不同的特征或属性,这些期刊可以形成不同的期刊网络结构。以主管单位属性为例,我们可以大致将新闻传播学期刊区分为三大类:教学科研机构主办类、政府机构主办类和媒体企业主办类。但是,基于主管单位、创办时间、出版周期甚至是影响因子等属性形成的期刊网络结构并不能充分地反映期刊的集群分布状况及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那么,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的集群分布如何,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又是如何呢?本研究试图利用期刊共被引分析方法回答这个问题。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针对新闻传播学期刊的研究

国内曾有多位学者关注和研究新闻传播学期刊。段京素和任亚素两度合作,分别以2000―2004年和2005-2006年CSSCI数据分析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团队以2004-2006年CSSCI数据分别考察中国新闻传播学期刊的二次文献转载和Web即年下载率、被引频次和被引广度以及被引速率和影响因子,其系列成果以专题的方式刊发于《出版科学》2008年第5期。蒋伟伟也曾利用不同年度的CSSCI数据分析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规范和期刊H指数。另外,高燕等人基于《新闻记者》(1983-2008)高影响力论文论述了新闻传播学专业期刊的发展与变迁。肖燕雄等人以2000-2008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为对象剖析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院内发文”现象。王园利用2003-2008年CSSCI数据通过被引次数、不同学科之间引用情况以及对外文期刊引用等指标试图揭示新闻传播学期刊的学术质量。

上述诸多的文献计量研究均为我们了解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的发展现状和学术影响力提供了较大的参考依据。但同时也发现,这些研究并未涉及作为整体的新闻传播学期刊的网络结构,也没有对新闻传播学期刊的集群分布状况以及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行深入探索。这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学术界针对新闻传播学期刊所作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2.2 期刊共被引分析及其案例研究

期刊共被引分析是在文献共被引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献共被引”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Henry Small和前苏联I.V.Marshakova于1973年提出。所谓文献共被引,是指两篇或多篇文献同时被后来的一篇或多篇文献所引用,共同引用它们的文献数称为共被引强度。共被引强度越大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就越高。将文献共被引中的研究对象从文献延伸到期刊,就形成期刊共被引。期刊共被引分析把数量众多的期刊按被引证关系联系起来,从利用的角度揭示学科期刊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结构特征。同时,期刊的共被引也反映了它们之间某种学科或专业上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

国内外有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利用期刊共被引分析的方法研究某一学科各个期刊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整体的网络结构。比如说,应用期刊共被引分析方法,McCain试图揭示美国经济学期刊的网络结构,LiuZao则对国外城市研究的期刊进行可视化工作。利用同样的方法,国内学者岳洪江与刘思峰合作对管理学期刊进行共被引分析,姜春林等人则针对科学学期刊进行了共被引分析。自从邱均平和李俊佩利用期刊共被引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进行相关分析后,张蔓蒂、王召兵等人也利用同样的方法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进行类似的研究。这三个研究利用相同的方法从事同一主题的研究工作,只是在研究样本数量的确定和具体的分析方法稍微有些区别。

相对于文献共被引和作者共被引分析,期刊共被引分析方法发展得相对缓慢。一方面,利用期刊共被引分析的案例数量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在某些具体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手段上还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尽管如此,上述国内外的研究案例还是为本研究利用共被引分析方法从事新闻传播学期刊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益参照。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期刊共被引分析法。具体而言,在设计方面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步骤。

3.1 研究样本的确定

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共有60余种,考虑到学术水准问题,本研究选择研究样本以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两大评价系统为准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0-2011年)选定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共有15种。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10年版)遴选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共有28种,包含CSSCI选定的所有期刊。因此,本研究将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遴选的28种期刊作为获取研究样本的依据。考虑到《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在刊名的精确检索方面属于包含关系,为了确保数据的精确性,本研究排除《新闻界》。同样的道理,本研究也排除《传媒》,保留《传媒观察》。

因此,本研究最终获取的有效研究样本为26种期刊。按其刊名首字母排序,它们分别为:《编辑学报》《编辑学刊》《编辑之友》《出版广角》《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传媒观察》《当代传播》《电视研究》《读书》《国际新闻界》《科技与出版》《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以下简称《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与写作》《新闻战线》《新闻知识》《中国报业》《中国编辑》《中国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记者》《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中国图书评论》。

3.2 原始数据的获取

在确定26种专业期刊后,本研究利用中国学术

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获取两两期刊的共被引次数。CAJD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学术期刊7700多种,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期刊的收录也是相当全面的。因此,利用CAJD获取期刊的共被引次数数据,其质量是比较高的。在具体操作方面,本研究利用CAJD的“参考文献”字段检索功能,对两两刊名进行“逻辑与”匹配,同时设定“精确匹配”。考虑到部分新闻传播学期刊在早些年不太重视参考文献的著录问题,所以本研究将检索年限设定为从2006年到2010年的五年数据。之后,利用EXCEL表格的行列交叉记录两两期刊的共被引次数,最终得到一个对称矩阵。为了后续数据分析的需要,本研究用各自行列的最大值加1的方式填充对角线上的空缺值。

3.3 矩阵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首先将原始矩阵转换为相关矩阵,然后采用SPSS软件提供的分层聚类分析方法(HierarchicalClusteringMethods)和多维尺度分析法(MultidimentionalScaling)对相关矩阵进行数据分析。分层聚类方法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聚类方法,由于类与类之间的距离计算方法灵活多样,能够适应不同的要求。利用分层聚类谱系图可较为清晰地看出全部样本的聚集过程,从而可做出对全部样本的分类。而利用多维尺度分析法可以创建多维空间感知图,图中的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反映了它们的相似性或差异性。

4 主要发现

4.1 构建的新闻传播学两两期刊共被引矩阵

表1是由选定的26种新闻传播学期刊共被引数据构建的原始矩阵,其中的行列交叉点数据代表了两两期刊被第三种期刊同时被引的次数。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编辑学报》与其他多种期刊的共被引次数最多。具体而言,它与《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之友》《科技与出版》共被引次数分别达到1887、635和500,位于所有期刊两两共被引次数的前三甲。《现代传播》与其他多种期刊的共被引次数也较多。它与《新闻记者》和《国际新闻界》的共被引次数分别为459和444,在所有期刊两两共被引次数中位于第四和第五。

相比而言,《电视研究》和《中国图书评论》这两种期刊与其他期刊的共被引次数较少。其中,《电视研究》与《出版广角》《科技与出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的共被引次数均为0。《中国图书评论》与《新闻战线》《新闻知识》《中国报业》《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的共被引次数均为O。同时,《电视研究》与《中国图书评论》两者本身也没有被任何第三种期刊同时引用。

图1是本研究利用UCINET6.0中的集成NetDraw软件自动绘制的26种新闻传播学期刊两两共被引网络图谱。NetDraw是由SteveBorgatti撰写的免费软件,该软件同时适用于1-模和2-模社会网络数据的可视化显示。它能够同时处理多种关系,并利用节点属性设置颜色、形状和节点的尺寸。在图1中,四方框代表了各种期刊,两两四方框之间的连线代表两种期刊的共被引关系的存在。如果两两期刊之间存在连线,而且连线越粗,则进一步表明这两种期刊同时被引用的次数也越多。正如图1所示,《编辑学报》和《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由于共被引次数高达1887次,所以两者之间的连线相对于其他连线显得异常的粗。《中国图书评论》与《电视研究》《中国报业》之间不存在连线,则说明彼此之间不存在共被引关系。

4.2 利用分层聚类和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基于26种新闻传播学期刊的两两共被引次数形成的共引矩阵,本研究利用分层聚类分析方法得到如图2所示的聚类图。通过观察,我们能够非常容易地发现这26种新闻传播学期刊首先被区分为两大类:新闻传播类(14种期刊)和编辑出版类(12种期刊)。

在新闻传播类,《电视研究》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相对独立为一类(暂且称之为广播电视类期刊),两者的关系非常紧密。剩余的大多数期刊又大致区分为两类: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的研究型期刊和以实践总结为主导的行业性期刊。前者包括《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当代传播》,后者囊括《新闻战线》《中国记者》《新闻记者》《新闻与写作》《新闻知识》。相对于与广播电视类期刊的关系,《传媒观察》和《中国报业》与前面提到的研究型期刊和行业性期刊的关系更为紧密。

在编辑出版类,《读书》和《中国图书评论》也首先相对独立为一类(暂且称之为读书及书评类期刊),两者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在剩余的期刊中,《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科技与出版》组成一类,并且前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他的7种期刊组成另外一类。在这个类目中,除了《出版广角》之外,该类期刊又细化为两类:以出版为重点的出版类期刊和以编辑为重点的编辑类期刊。前者包括《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中国出版》,后者囊括《编辑学刊》《编辑之友》《中国编辑》。

图3为本研究针对26种期刊两两共引矩阵所作的多维尺度分析结果,其中z1和z2为研究者自行添加的辅助线。通过与前面聚类图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通过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其结果基本一致。首先,x线将26种期刊区分为新闻传播类和编辑出版类,左边均为新闻传播类期刊,右边均为编辑出版类期刊。然后,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Z1线使《电视研究》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独立出来;Y线又将剩余的期刊划分为两组:以理论研究为主导的研究型期刊和以实践总结为主导的行业性期刊,其中,《中国报业》距离其他期刊稍远。在编辑出版类期刊中,Z1线将《读书》和《中国图书评论》与其他期刊隔离开来;Z2线使《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科技与出版》从剩余的期刊中独立出来;而Y线将最后的7种期刊划分为以出版为重点的出版类期刊和以编辑为重点的编辑类期刊,同时《出版广角》与其他期刊的距离稍远。

5 讨论

5.1 新闻传播学期刊两大分类的讨论

关于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属性及其学科归属的讨论持续至今。1993年,教育部第二次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编辑学、图书出版发行学作为两个二级学科列入其中。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第三次修订版将编辑学和图书出版发行学整合为“编辑出版学”,与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并列,同时作为“新闻传播学”类目的二级学科。2011年第四次修订版对“编辑出版学”的名称和归属未作改动。但是,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魏玉山同志主持的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学学科体系与教材研究”经过调查论证,认为编辑出版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相对独立和完善的学科体系,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分野越来越清晰。南京大学出版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教授结合出版学在国内的教学科研情况,并参考出版学在英美两国的学科归属情况,明确指出出版学不属于传播学,并建议将出版学增列为一级学科。

可见,虽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明

确将编辑出版学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下属学科,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若即若离的关系。事实上,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新闻传播学下只包括新闻学和传播学,并没有涉及编辑出版学。这也就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本研究将26种期刊首先区分为新闻传播和编辑出版这两大类别。这一发现也进一步验证了编辑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确实并不像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等二级学科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那么明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所有的广告学期刊均不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的范围,所以本研究也没有将广告学期刊纳入考察范围。

5.2 新闻传播类期刊内部亲疏关系的讨论

《电视研究》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均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管,两份刊物的服务对象定位为广播电视领域的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选登的文章在主题方面自然也就聚焦于广播电视专业[39-40],两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此,两份期刊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相对独立,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非常紧密。

《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4种期刊的主办单位均为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科研单位,注重理论研究的编辑方针。比如,《国际新闻界》在2010年的《投稿指南》中明确稿件形式的主体是研究论文,并且要求论文有新的学术观点或新的研究角度、新的研究方法,或有新发现。尽管《当代传播》的主管单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但期刊定位跟上述4种期刊一样,明确为“以理论研究为主,业务研究为辅”。学者何志武对此进行回应,他指出《当代传播》避免了“纯技术研究”倾向,并未局限于发表由从业人员撰写的介绍采写编的经验总结。《当代传播》编辑方针的这种定位使自己跟上述4种期刊一样,都带有较为明显的“学院派”特色,因此这5种期刊的关系也相对紧密。

与此相对地,《中国记者》《新闻记者》《新闻战线》《新闻与写作》《新闻知识》都由媒体机构主办。这些期刊具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重视实务性文章,包括从业人员的经验总结。比如,注重实践一直是《中国记者》的一个特色,它比较忽视学术理论,重视应用理论,比如新闻策划、采访调研和制作方法等㈨。实用性也是《新闻战线》的一大亮点。同样,《新闻知识》在办刊过程中,也将新闻实践的探讨始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另外,相对于上述以理论研究为主导的研究型期刊,这些期刊并不重视所谓的“学术规范”,刊载的论文基本没有摘要、关键词和参考文献。因此,不管是基于文章的类型还是形式,这些期刊更偏向于以实践总结为主导的行业性期刊。正是这种特征使得它们聚在一起,也正是这种特征使得它们与以理论研究为主导的研究型期刊得以区分。

《中国报业》是由中国报业协会主管主办的国内首家传媒经济导刊,定位于“报业传媒经管领域的理论研究、学术讨论、经验交流与推介传播”。该刊的这种专注于传媒经济管理领域的定位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该刊会与其他新闻传播类期刊的关系较为疏远。但毕竟该刊涉及的研究对象聚焦于报业,所以它与由上述提及的研究型期刊和行业性期刊构成的新闻传播类期刊的关系自然要比它与由《电视研究》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所构成的广播电视类期刊的关系更为紧密。

5.3 编辑出版类期刊内部亲疏关系的讨论

《读书》由三联书店于1979年创办,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中国图书评论》是出版局为推动中国书评事业于1986年创办的,也是目前国内最具权威的书评刊物。虽然这两份杂志的主题都是“书”,但与作为一个专业的“编辑出版学”的研究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尽管这两份期刊都出现在编辑出版类期刊中但相对独立的原因。

《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科技与出版》首先独立出来并聚成一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这3种期刊都以“科技”为主题。《编辑学报》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该刊报道国内外有关科技书刊特别是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为推动科技编辑学和科技期刊学研究服务。《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主办的学术刊物。顾名思义,该刊以科技期刊为研究对象。而《科技与出版》也积极响应读者的需求,在选题策划方面,适应时代新的要求,做到进一步贴近实际(科技出版社工作的实际)和贴近编辑(科技编辑的需求)。可见,这3种期刊都聚焦于科技编辑和科技出版。

前面提到,关于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属性及其学科归属一直没有定论。其实,单就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关系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编辑出版研究界对此也一直存有争议。总体来说,不同的学者对两者的关系持不同意见,概括起来有“平行说”“连续说”“分支说”“融合说”。编辑学和出版学各自也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比如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等。两者的相对独立性自然也就体现在学术期刊的专业定位上,《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出版科学》更多地聚焦于出版领域,而《编辑学刊》《编辑之友》《中国编辑》则将重点放在编辑领域。本研究结果从期刊共被引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现象。需要说明的是,《出版广角》尽管刊名体现出强烈的“出版”倾向,但由于刊物的“广角”性质,在载文方面同时也刊登大量编辑领域的文章,所以既不属于以出版为重点的出版类期刊,也不属于以编辑为重点的编辑类期刊。

6 结论

本研究利用多层聚类和多维尺度分析方法对新闻传播学期刊的网络结构做了探索性工作。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新闻传播学期刊首先区分为新闻传播类期刊和编辑出版类期刊这两大类别。2)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电视研究》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两者关系密切,但与其他期刊关系疏远。其他期刊按其亲疏关系又大致区分为两类: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的研究型期刊和以实践总结为主导的行业性期刊。3)在编辑出版类期刊中,《读书》和《中国图书评论》两者关系密切,但与其他期刊关系疏远。其他期刊按其亲疏关系又大致区分为三类:科技编辑出版类期刊、以出版为重点的出版类期刊和以编辑为重点的编辑类期刊。

这些研究结论及其可视化结果对我们把握新闻传播学期刊的集群分布及其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本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比如说,期刊共被引数据的统计是建立在引文分析基础之上的,但是由于部分新闻传播学期刊仍然存在论文引文著录不规范问题,所以本研究所获取的期刊共被引数据与实际值之间会有一定偏差。另外,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不能很好地展示作为期刊整体网的中心一边缘结构特征。作为后续工作,我们将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新闻传播学期刊的期刊共被引矩阵做进一步数据挖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