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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和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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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1日凌晨,何东发来短信:“史铁生于12月31日3时46分离开我们去往天国。”

我正在洗漱,郭红看到了短信,在门外惊喊:铁生走了!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失声恸哭。

铁生走了?这个最坚强、最善良的人,这个永远笑对苦难的人,这个轮椅上的哲人,就这样突然走了?不可能,绝不可能!

一直相信,虽然铁生身患残疾,双肾衰竭,但是,以他强健的禀赋和达观的心性,一定能够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活很长的时间。一直相信,只要我活着,我总能在水碓子那套住宅里看见他,一次又一次听他爽朗的笑声和智慧的谈话。

我祈祷,我拒绝。可是,在这一瞬间,我已清楚地知道,我的世界荒凉了,我失去了人世间最好的兄弟。

婴儿的笑容 智者的目光

周而复始的鸽群在你的天空盘翔

人生没有忌日 只有节日

众神在你的生日歌唱

四天后,2011年1月4日,铁生的六十岁生日,朋友们在798时态空间为他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生日聚会。空旷的大厅里站满了人。有人在演讲,我站在人群的。铁生透过墙上的大幅照片望着人们,望着我,那笑容和目光都是我熟悉的,我在心中对他说了上面的话。

孩子哲人——这是我心目中的铁生。

铁生是孩子。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一定有同感,他的笑是那么天真而纯净,只有一个孩子才会那样笑,而且必须是年龄很小的孩子,比如婴儿。他不谙世故,对人毫无戒心,像孩子一样单纯。不管你是谁,只要来到他面前,他就不由自主地对你露出这孩子似的笑。

铁生是孩子。和他聊过天的人都知道,他对世界怀着孩子般的好奇心,总是兴致勃勃地和你谈论各种话题,包括哲学和戏剧,物理学和心灵学,足球和围棋。他感兴趣的东西可真多,不过,像孩子一样,他的兴趣是纯粹的,你不要想从他口中听到东家长西家短的议论。

铁生是哲人,这好像是谁都承认的。然而人们困惑地推测道:他残疾了,除了思考做不了别的,所以成了哲人。我当然知道,他的哲学慧根深植在他的天性之中,和残疾无关。一个保持了孩子的纯真和好奇的人,因为纯真而有极好的直觉,因为好奇而要探究世界和人生的谜底,这二者正构成了哲人的智慧。

那天生日聚会上,一位朋友悄悄对我说:最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是铁生。我一愣,诧异他说的是和平奖,不是文学奖,但随即会心地点头。世界之所以充满争斗和堕落,是因为人的心灵缺了纯真和智慧,变得污浊而愚昧了。孩子的纯真,哲人的智慧,正是使世界净化的伟大力量,因而是世界和平的最可靠保障。当然,斯德哥尔摩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史铁生这个人,这一点儿也不重要,铁生的价值是超越于诺贝尔奖和一切奖的。

铁生是一个爱朋友的人,他念旧、随和,有许多几十年的老友,常来常往。我只能算他不老不新的朋友,关系似乎也不近不远,结识十六年。见面并不多,平均下来也就一年一次吧。我自己是个怯于交往的人,他又身体不好,在我结识他的第三年,他就因双肾衰竭开始做透析,每次去访他,在我都是一个隆重的决定。铁生喜欢有朋友来,每次谈兴颇健,可是我知道,我能享受与他谈话的快乐,却无法和他分担兴奋之后必然会到来的疲惫。

刚认识他时,我和郭红正恋爱,我还记得我俩第一次一起去访他的情景。郭红那天买了一本《收获》,刊有《务虚笔记》后半部分,看过几页,向铁生谈印象:“真好,一个东西,你变换着角度去说它。”他说:“就这两句,我听了就很高兴。话不在多,对心思就行。”他表示,书出之后,不但送我,也要送她。他的三卷本作品集,当即送了我们一人一套。我心中惭愧,如果是我,就会合送一套。我感觉到的不只是他的慷慨,更是他对个体的尊重。

和铁生结识时,我还没有孩子,后来,有了啾啾,再后来,有了叩叩。我相信,孩子对身处的气场之好坏有最灵敏的直觉。面对坐在轮椅上的铁生,孩子不但不畏怯,反而非常放松,玩得自由自在。当时三岁的啾啾,守在铁生叔叔身边,以推他的轮椅为乐。当时两岁的叩叩,合影时用小手摸铁生叔叔的头顶。告别时把额头贴在希米阿姨的额头上。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叔叔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以后会知道的。

我珍惜见面的机会,要省着用,最好是和合适的人分享,因此偶尔会带我的好友去看他,但一共就两回。我带去的人,必须是我有把握和他彼此能谈得来的。第一回,是铸久和乃伟夫妇。气氛果然非常好,铁生对围棋界的情形相当熟悉,饶有兴趣地谈着这个话题,而可以看出来,他只是借着这个话题在传达他的愉快心情。第二回,是雯娟。她因为喜欢,自己配乐朗诵了铁生和我的作品,那天把刻录的《合欢树》给铁生,他听了录音很高兴,说挺受感动的。此后某一天,雯娟接铁生夫妇到我家,然后我们一同到雯丽家晚餐。在雯丽家,他心情很好,谈正在写的一个长篇,后来我知道是《我的丁一之旅》。他说,他在思考灵魂的问题,不给灵魂一个交代,意义就中断了。他的结论是,灵魂是一种牵系,肉体作为工具会损毁,但牵系永远存在。又说,上帝给你的就是一个死局,就看你能不能做活。我觉得都很精辟。

两年前,《知音》杂志同一期刊登两篇长文,分别是对铁生和我的“访谈”,而所谓的“访谈”根本没有进行过,完全是胡编乱造。我在博客上发表了澄清事实的声明,铁生没有开博客,他的声明也发表在我的博客上。

在此之前,铁生那篇“访谈”的编造者一再向他求情,他毫不动摇。但是,声明发表后,要不要和索赔?他的态度异常明确,对我说:我们的声明搁在那里了,已经备案,到此为止,以免被媒体炒作。我同意。其实我本来是有些犹豫的,觉得不便宜了侵权者。另一位也是被《知音》侵权的作家,通过获赔十万元。铁生的家境不宽裕,医疗开支又大,如果能获赔,是不小的补贴,可是他压根儿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我并非反对用法律手段追究侵权者的责任,只是想通过这个事例说明,铁生是一个多么正直又憨厚的人。

铁生待人平和宽容,然而,在这个喧嚣的传媒时代,他也有诸多的不喜欢和不适应。他未必拍案而起,但一定好恶分明。记得有一次,他送我书,对着腰封直摇头,而希米干脆生气地把腰封扯了。这夫妇俩的朴实真是骨子里的。

人与人之间一定是有精神上的亲缘关系的。读铁生的作品,和铁生聊天,我的感觉永远是天然默契。

去年春天,郭红想为一家杂志做铁生的访谈,打去电话,他和希米立即同意了。希米说,必须支持“下岗女工”。郭红因故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所以希米如此说。我陪郭红前往,先后谈了两回。

这次见面,距上一次已九个月,我们看到的铁生,脸色发黑,脸容消瘦,健康大不如以前。希米告诉我们,他因为真菌性肺炎住院一个月,出院才几天,受了许多罪,签了病危通知书,曾觉得这回真扛不住了。我心中既感动又内疚,夫妇俩对媒体的采访从来是基本拒绝的,却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时机非常不对的造访。

虽然病后虚弱,铁生谈兴仍很浓,谈文学,谈写作,谈人生,谈信仰,话语质朴而直入本质。

谈话自然会涉及我们两人都关注的那个问题——死亡。

他告诉我们,他正在写一个比较长点的东西,第一部分叫《死,或死的不可能性》。他说:“我想证明死是不可能的。”我注意倾听他的论证,很欣赏其中的一个思路。

尼采说,我们虚设了一个永恒,拿它当意义,结果落空了。铁生说,正相反,恰恰是意义使一个东西可以成为永恒。甚至瞬间也是用意义来界定的,它是一个意义所形成的最短过程。因为意义,所以你能记住,如果没有,千年也是空无。

说得非常好。那么,意义的载体应该是灵魂了。他说:对,如果是一个独特的灵魂,你能认出来,如果是一个平庸的灵魂,你可能就认不出来。于是我们讨论灵魂的转世。他说:你转世的时候,灵魂带的能量应该是你此生思考的最有意思、最有悬念的事情,那样你被下一世认出的可能性就最大。他还说:我写的那个东西可能叫《备忘来生》,我希望到死的时候我能镇静,使灵魂能够尽量扼要地带上此生的信息。我提出异议:如果记忆——或者准确地说,自我意识——不能延续,转世有意义吗?他回答:我说死是不可能的,但我没有说转世以后的我一定是上一世的我。我说:这里你已经退一步了。他承认:对,退一步了,这一步必须退。我也退了一步,说:有一点在今世就得到了证明,就是灵魂和灵魂之间的差别太大了,而要解释其原因,轮回好像最说得通。

这次谈话半年后,铁生溘然长逝。不是久患的肾病,而是突发的脑溢血,把他带走了。和死不期而遇,他会不会惊诧,会不会委屈?一定不会的。他早已无数次地与死洽谈,对死质疑,我相信,在不期而遇的那个瞬间,他的灵魂一定是镇静的,能够带着此生的主要财宝上路。当然,死是不可能的,他的高贵的灵魂就是证明。灵魂一定有去处,有传承,我们尚不知其方式,而他已经知道了。

(郑杰摘自《少年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