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之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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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热气球吊着医生、士兵、工程师、农民和诗人，气球一旦漏气，最先被扔下去的肯定是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谓文艺青年就是这样一个地位。

拍出《立春》的顾长卫曾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文艺青年，生活多没意思。是的，气球不漏气的时候，文艺青年是最好的装饰品。正如英国人说他们宁可失去东印度公司也不想失去莎士比亚―那是因为他们既有东印度公司，也有莎士比亚。

《立春》是部奇妙的电影，初看时，觉得它太矫情，看完，嘲笑完，忍不住戚戚。一个人看，它惨痛极了；众人一起看，成了搞笑剧。当然，这观感仅限于文艺青年。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电影院，除了我，还有四个观众，都是中年人。影片结束时他们一言不发，匆匆离去，经过我的座位带来一阵风。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也走了，回家写了篇刻薄的观后感。过了几年，我在一个春天忽然想起“我想我是被我自己感动了”，就又把它翻出来看了一遍。看完一遍又看了一遍。它终于成了我个人的经典。

在《立春》中的年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文艺已经失去了切实改变命运的力量。市场颤颤巍巍地刚开放，计划经济余威尚在。带来的人才饥渴渐渐平缓，因写了篇好文章被直接调入大城市分配收入和户籍的神话已成传奇。人们被死死地钉在生活里，像王彩铃一出场，就在四宝俯瞰的眼光下走，姿态再如何卓尔不群也走不出灰秃秃的小院―导演和编剧安排王彩铃长得丑，是现实主义的小心思，实际上她如果不丑，命运也许会落到更加不堪的境地。王彩铃她哼着托斯卡，站在水池边洗黄瓜，那穿着脚蹬健美裤的腿真是让人难过。她自己也清楚，有点小才在他们生活的小地方“就像六指一样，是残疾”。他们是异类，为与众不同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文艺青年与文艺青年之间并没有深度的互相同情，同为艺术逐梦人，跳芭蕾的胡金泉因为是基佬，比王彩铃更倒霉。在他寻求帮助的时候，王彩铃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我只是不甘平庸”，干脆地拒绝与其组成互助小组。分头沉没，多么孤独。闭塞、底层再加上爱文艺，在好莱坞可能是《阳光小美女》那样的轻喜剧，在欧洲是《戏梦巴黎》，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基本就等于人间悲剧。

李樯的苦逼叙事被顾长卫的视觉化抒情搞得彻底无可救药。那白毛衣，那歌剧和大雪，拧巴到极点，但在这部电影中却是，拧巴得特别对。它抓住了文艺青年的命根：“我能活，但我就是不爽。”老外搞文艺是要玩命的，比如凡・高，比如莫扎特，比如兰波，都像谪仙（起码在电影里）。但中国人不是，他们就是在现实生活里浮浮沉沉，卑微又下作，不玩命，只被命运玩，可怜可恨又可哀。

顾长卫，以及拍了故乡三部曲的贾樟柯，都曾经是文艺青年。在《站台》的结尾，贾樟柯用一壶开水的鸣笛与火车押韵，对一辈子都想脱离出身的小镇文艺青年作了一次致敬―而那昔日的青年已在压在头顶的中年岁月中沉沉睡去。这一幕与王彩铃想象中的音乐厅歌唱大会同样令人心伤。气球还没破，我们就被扔下去了，并没摔死，但总也活不好。真是文艺青年的千古悲凉。

顾长卫和贾樟柯后来都成了聪敏人―文艺青年自己表情是表不好的，一定要跳出来才行。倏忽今日，文艺青年竟成了骂人话。说人文艺等于说人上豆瓣，是要被的。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文艺与命运的关系被进一步剥离，改变命运的条例少了，道路多了，生活不再是铁板一块，与众不同的难度已不在于“众”，而是“不同”。现在活得挺好还不爽，说好听点是情怀，说难听了就是。装一辈子才成风格，要坚持到底，难。

东印度公司易有，莎士比亚难求。何况满地的盗版浮士德。真正的文艺青年是蛋糕上的奶油花，在太平盛世，气球鼓鼓的时候，没有文艺青年的挑三拣四、不切实际、异想天开和那一息尚存的理想主义和天真，一块光秃秃的蛋糕坯该有多无趣。只是而今，“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想文艺，还真的需要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