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中的因与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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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不得不承认，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学术奖励的本身。作为每年一次的“全球盛典”，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对全球经济运行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导向性意义。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宏观经济研究中的因果关系分析，这对处在后危机时代低迷不振的全球经济，或暗示了研究与反思经济运行的方向之一。本刊持续关注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带给我们的启示，本期专门选发探究“宏观经济因与果”的文章一篇，以飨读者。

2011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学者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和克里斯托•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为此，他们将共同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56万美元）的奖金。

获奖理论背景

当我们试图分析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时，难点之一是这些事件往往存在双向关系。一方面，政策会影响经济；另一方面，经济反过来又会影响政策决策。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油价上涨和较低的生产率增长导致通胀率上升，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的许多国家改变其政策以抑制通胀。但事实上，很难确定宏观经济的后续走势是取决于政策转向，还是货币和财政政策之外的其他因素反过来作用于政策。该过程中，对未来的预期是这种交互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私人部门对未来经济和政策的预期，会对工资、储蓄和投资方面的决策产生影响；同样，经济政策的制订也会根据私人部门的发展预期进行调整。

理性预期的思想最初是针对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的非最优特性而提出。简单来说，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政府的政策与人们的预期常常互相作用，对任何一项政策，理性经济人都会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其结果是使政策失效。对上述问题而言，在萨金特和西姆斯的实证研究方法之前，主要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建立线性方程组，以解释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经济预测分析以及政策效果检验等。在利用历史数据解释宏观经济因果关系方面，这样的大型模型起初似乎是有效的。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大多数西方国家经历了高利率、高通胀、产量增长缓慢和高失业率的滞涨局面时，基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研究模型的不稳定性开始暴露出来。

借助先进的计量工具方法，萨金特和西姆斯对于经济政策与宏观变量（如GDP、通货膨胀率、就业和投资等）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解答，解释了经济政策的临时变动及其他因素是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其研究所强调的正是“预期”。根据他们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超预期的经济政策变动会比预期变动造成更大的影响。然而，区分预期和非预期政策效果是很难的。利率或税率变动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冲击，在某种意义上，至少有一部分变动是可以预期到的。此外，超预期政策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取决于其是否独立于其他冲击因素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反应。在这方面，萨金特展示了结构性宏观经济学如何分析经济政策的长期变化，该方法主要用于研究当家庭和公司随着经济发展调整他们的预期时，宏观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关系；西姆斯开发出VAR计量分析方法，用以分析经济政策的临时变动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现实经济，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家政策及其他因素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尽管萨金特和西姆斯独立从事研究，但他们的研究贡献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

获奖理论的演进、内容及相关应用

托马斯•萨金特：结构化估计和主动预期

在萨金特从事研究的时代，包括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菲尔普斯和普雷斯科特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了当时基于简化模型的宏观经济研究范式，提出了一套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其中预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证方法迫切需要重建。新的理论从代表性经济当事人的微观行为入手，在完全信息和理性的假设下，推导出总量经济行为；在工具上，擅长随机动态规划及基于此的时间序列计量。应当说，现代的实证宏观经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化估计方法，而萨金特正是该方法的主要贡献者。

早在1970年代中期，萨金特就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论文，详细论述了理性预期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并了某些统计无效的实证分析结果，从而对政策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其他研究人员相比，萨金特更注重将主动预期（Active Expectation）纳入到考虑范围内，并基于现实数据来评估相关理论。因此，他能够说明为什么早期的一些研究存在错误，以及如何建立新的、更准确的测试模型。萨金特的一般算法是基于微观经济基础，构建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测算和估计，除描述性政策外，模型中的参数均不受政策扰动的影响。这样，一旦得到参数的估计值，就可以用该模型来分析政策效果。

萨金特在宏观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建树还包括其1978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论文《理性预期、计量外生性与消费》以及和汉森（Hasen L. P.）在1980年共同发表的论文《动态线性理性预期的规划和估计》。在宏观预测方面，萨金特（1989）提出，在数据有误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使用过滤方法来估计线性理性预期。在实际应用领域，萨金特的最新贡献是和苏里克（Paolo Surico）于2011年共同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货币数量论的两个解释：崩溃与重生》，该文表明关于货币数量论的实证检验结果对货币政策体系是敏感的。利用VAR模型和结构化估计方法，他们认为货币数量论的可以用政策体系的改变来解释。

宏观经济计量学理论认为，预期对解释各种形式的政策变化是有效的。萨金特的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探索发现了理性预期对政策制订者的限制作用。在和华莱士（Neil Wallace）于1976年发表在《货币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理性预期与经济政策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论文中，他具体分析了理性预期是如何适应性改变政策内涵的。这些研究成果发展了卢卡斯关于预期和货币政策的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了传统计量经济学基于通胀产出关系的研究范式。

1981年，萨金特和华莱士在《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季度评论》发表了名为《某些不尽人意的货币主义者算法》的论文，指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了弗里德曼关于通胀本质上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论文认为，财政政策可以使货币政策高度宽松化，其基本论点是货币当局因货币政策而带来的铸币税收益，铸币税有可能引发预算赤字，而当时的财政赤字可能需要更高的未来通货膨胀来实现跨期预算平衡。萨金特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作用于实践工作，包括对卢卡斯批判的研究，即如何使用历史数据研究政策变动的影响。卢卡斯声称，这将需要确定深层结构参数，而传统的宏观经济计量技术并不允许这一点。针对这一论点，萨金特和西姆斯采用了相互补充但又有所差异的研究思路：萨金特的重点在于确定结构参数，而西姆斯则分解出政策冲击的影响而无需考虑深层结构参数。

萨金特还一直致力于高通胀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包括1983年的论文《四次大型通货膨胀的终结》，分析了欧洲历史上的恶性通货膨胀；2001年的著作《美国通货膨胀的征服》，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胀率的上升以及随后的逐渐回落，强调了“学习”和非完全理性预期（适应性被动预期被视为是重要的）的作用。在这方面，最新的成果是萨金特等2006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冲击与政府信念：美国通货膨胀的涨落起伏》。文章指出，货币当局承认菲利普斯曲线，并明确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但不相信加入期望因素的菲利普斯曲线。当私人部门存在理性预期时，随时间变化的真实曲线应该是有预期作用的。该项研究结果表明，央行最初被菲利普斯曲线的错误理解所误导，导致通胀率逐步增加；但经过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的冲击以及央行理念的修正，通胀率开始逐步下降。对当代的政策制订者而言，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如何从这些实践中获取经验教训，虽然仍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但毋庸置疑，萨金特的诠释为目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准。

克里斯托•西姆斯：VAR模型与宏观经济冲击

当西姆斯提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时，当时主流的宏观经济计量实证算法是围绕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一个庞大的方程组，用来解释时间序列、经济预测和政策检验。西姆斯代表性成果是其1980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会会刊》上的论文《宏观经济学与现实》，讨论了基于不可信假设条件下，利用线性系统实证研究结果、预测和政策结论的可信度，并提供了完全不同于大规模凯恩斯主义模型的一个研究逻辑。西姆斯在研究方法上构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基于此分析经济政策的临时变动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

继该篇论文之后，西姆斯继续通过方法论的完善以及一些实质贡献推动着VAR模型的研究。事实上，后续的理论研究基本都支持和证实他的相关解释和预测。在了解临时政策变化的影响时，VAR也是一种主要的分析工具，但目前还没有用于分析政策的长期变化。

过去30年来，VAR分析方法在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大量发展和应用。

首先，VAR模型被用来研究货币政策影响，在货币政策研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基准利率变动对货币及其他实际变量有显著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可能相当缓慢并往往显示出驼峰形图案。西姆斯在其1992年发表于《欧洲经济评论》的论文《解释宏观经济时间序列事实：货币政策的效果》中，详细讨论了五个不同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效果，指出其中既存在共同的特点，也有一些差异。

其次，VAR模型在分析财政政策效果时也非常有效。例如，在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2008～2009年经济衰退中，决策者们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宏观经济对于短暂性政府刺激计划（如暂时性减税）将做何反应。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合理的逻辑涉及到如何提供资金以及刺激何种消费、有没有历史数据可以参照、如何区分预期和非预期的变化等。对于此类研究，最实用的方法正是VAR分析，比较有影响力的比如布兰查德（Blanchard O. L.)等于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政府支出及税收变化对产出的动态影响：一项实证描述》。

最后，VAR方法可用来解释商业周期产生的原因。通过VAR模型，可以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商业周期的驱动。特别是，通过将技术冲击与其他（如货币政策）冲击相比较，研究人员使用VAR方法研究了普雷斯科特等关于技术驱动的论点。关于这一主题，西姆斯的研究成果是其1972年的论文《货币、产出及其因果关系》，他发现货币变动会导致收入变动，从而支持了格兰杰1969年的观点。方差分解显示，冲击会持续作用并产生一个长远影响。由于这篇论文，后续引发了对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个热潮。

西姆斯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关于预期形成理论的研究，如其2003年发表在《货币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理性疏忽的意义》和2006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理性疏忽：不只是线性二次形式》。西姆斯假设市场参与者处理信息能力有限，并由此提出关于预期形成理论的一个新思想，即理性疏忽（Rational Inattention），它类似于早期金融经济学中“市场参与者不可能拥有一致信息”的观点，理性疏忽不是指市场参与者不能完全获取信息，而是限于自身理解信息的能力，对于获取的信息会有不同理解和作出不同反应。信息处理是有难度的，许多信息只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优的决策。因此，即使市场信息是完全的，由于投资者存在理性疏忽，信息也未能被充分利用并通过价格显现。西姆斯的研究还表明，理性疏忽导致了价格粘性。目前，关于理性疏忽预期形成理论的研究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评价

萨金特和西姆斯在宏观经济因果关系的实证性研究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阐释了预期的作用，可以回答许多关于经济政策与诸如GDP、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和投资等宏观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可以对非预期政策措施和系统性政策转换的效果做出评价。如今，萨金特和西姆斯的贡献已经成为“方法论”，并应用于政策制订机构和诸多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货币政策和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双向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

萨金特和西姆斯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但他们都提供了宏观经济决策和效果分析的方法。萨金特是把结构性估计方法应用于实证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缔造者，他提供的研究方法，可以基于历史数据分析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西姆斯则集中研究超预期政策变动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贡献在于开创了VAR分析方法，藉此，可以在宏观经济变量驱动因素的研究中将预期和非预期的政策变动区分开。与此同时，他们的贡献在某些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如萨金特纳入理性预期的结构化宏观模型可以理解为西姆斯VAR分析模型的一个特例。 当前，受欧洲债务危机等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很不明朗，这对各国经济政策制订者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尽管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率，但居高不下的物价形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引起高度关注。要妥善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需要理论高度上的把握，但更需要实践操作中的技巧。就此而言，对政策效果进行预判至关重要。或许萨金特和西姆斯本身并不能解决当前的诸多复杂问题，但他们的研究对解决此类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思想和方法也有助于全球经济早日走出低迷。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公司研究部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