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商团体概念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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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西地处边陲商品经济落后。明清时期广西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由于客籍商人进入而发生的。以往在考察广西的商人团体的时候多以所谓“广东商帮”、“江西商帮”“福建商帮”等商帮在广西的经营为考察对象，这种考察方式从文化维度将各个商人团体分割，从静态的视角观察商业团体，忽略了客籍商人在地域经营和文化维度的本土化，没有深入的探讨地域商人的概念及划分的方法。本文以两广地区为例从原发性与诱发性的视角深入探讨落后地区地域商人的概念和划分方法。
关键词：桂商 原发性 诱发性
原发性与诱发性商人团体—以两广为考察对象.对于原发性的商人团体以广东为例。其得益于先天的区位条件和政策优势成为原发性商业团体的代表。广东面向大海自古便成为中国沟通世界的前沿，对外交流频繁。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在十八世纪清王朝的海禁政策下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优势，来自海洋的贸易文化加上广东人特有的性格特质造就了岭南地区一个强大的商业团体。这种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商业团体因其成长没有外在力量的参与而被称之为原发性的商业团体。这样的商业团体成员构成单一，以本地土著商人为主且商业力量强大，通常会向临近地区扩展市场。《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中所讨论的商业集团即是从原发性的角度来考察：“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
由于两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上的位势差使得经济上较发达的广东以西江航道为载体向广西辐射，两广地区进行着资本、人才技术、市场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并以商业的拓展为最明显的表现方式。由此广西的商业发展在以粤商为代表的客籍商人的推动下发展起来。但是在传统意义上认为广西根本没有自己的商业团体：“清代广西基本上没有形成地方商人集团， 更谈不上广西商帮存在”。可是这无法解释广西商业发展的一般现象。为此我们需要以动态的眼光和诱发性的视角来理解广西的商业发展。之所以将广西的商人团体称为诱发性商业团体是因为其商业发展源头不在本区域内，而是受客籍商人经营活动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商人团体。这种影响包括客籍商人经营的示范效应甚至于客籍商人经营的本土化。
桂商即广西商人，是广西明清及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松散的商人群体，是地域经营本土化后的客籍商人及其后代同时还有土著广西人及后来的绅商所组成的商人群体的统称。作为诱发性商业团体的桂商其概念不能等同于从文化维度或者文化认同感出发来定义的所谓商帮的概念。孙继亮在《试论“宁波商帮”的崛起及其发展》一文中认为“商帮是古代的地区商业集团，它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这里的地域为中心，血缘乡谊为纽带就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感。卢君在《我国商帮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认为“商帮一般是指血缘性或地缘性商业集团，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商帮形成于封建社会末期”这里的地缘性就是对地域性文化符号的认同例如语言、习俗等。传统的区域性商人集团的概念多从文化认同感来定义，这种定义更适合于原发性商业团体：商业发源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构成商业团体的成员较为单一，没有或者很少有客籍商人的活动。但是对于桂商来说由于其成员来源具有复杂性——最初来源于其他较发达地区的商贾，所以不可能有完全统一的文化认同，具有松散的特征。对于桂商其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客籍商人本土化
广西商品意识薄弱，有些地方志上有“不喜商贾”的记载。所以广西的商业活动也自然把持在客家人手中。客家人进入广西进行商业活动的历史悠久，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达》中就有广东商人入桂购米运销广东番禺“以罔市利”的记载。特别是明清以来越来越多的客家商人来到广西从事商业活动并将自己的主要经营资本置于广西也就是经营的本土化，有的甚至安家立业与当地通婚。从这个时候这种商业经营的“后效性”开始显现出来。以广东商贾为例，最具有经营本土化标志的就是会馆的建立，并以会馆为依托开始土著化的进程。广西最早的粤东会馆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平郡（粤东）会馆之设， 始创于明万历间”可见这种本土化的进程开始之早。这部分经营本土化的商人在客观上带动了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其资本所在地也在广西故称其为桂商更准确，他们同广东的联系也仅仅在其出生地或者祖籍。在传统意义上我们从单一的文化维度上才称他们为粤商。但是从文化维度出发的粤商的称号过于笼统并没有考虑这种本土化的进程。是从静态的角度观察商人的经营行为。贵县四大家族之一的林宝昌，人称“林百万”，其祖上为广东番禺人，在康熙年间来到贵县，开始时做点小生意，以后便逐渐发迹经营商业、高利贷。到了林宝昌已经积累起巨额财富。再梧州富商梁颂唐，本来是广东鹤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光绪年间来到梧州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成为广西显赫一时的资本家，这些人我们习惯于称其为广西巨商而不是粤商。这是因为他们的事业历经几代成长与广西，其同广东的联系仅仅在于其祖籍。像袁西堂，林宝昌，梁颂唐这样的本土化商人应称之为桂商，而非笼统的成为粤商。因为其主要的经营资本都在广西并且是世代经营。像这样的商人并不在少数，乾隆年间重修戎墟粤东会馆时所立的《重建戎墟会馆记》碑文所载， 在戎墟的粤商已有一千多家，可见其规模之大，在梧州有“商贾云集， 类多东粤”的记载，在桂平县有“城外厢居民皆粤东移民”并且在《重建戎墟会馆记》中更有“盖虽客省， 东人视之， 不蒂桑梓矣”的记载。更有甚者，例如在。钟山县英家圩粤东会馆的天后宫正殿前檐柱内容为“水德配天镇西粤无殊南海，母仪称后对螺岭如在羊城”这反映出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广东商人视广西为故乡的情怀和广西身份的认同。这些“桂商”是在地域经营上定义的桂商而非文化维度，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定义的桂商规模庞大。不仅仅是广东人，对于湖南人、江西人等其他的客籍商人同样存在这种本土化的过程。比如曾任黄田圩工商联主人的彭泰星，作为一个地道的广西人，其祖籍是湖南祁东县人，其父于光绪初年来到黄田便经商为生。关于像这样的客籍商人本土化的例子不胜枚举，文献也比较丰富。总之桂商的定义应将重点放在经营的本土化和文化的认同双重维度而非仅仅是单一的静态的文化维度。
二、小部分本土居民商业意识的觉醒
桂商的另一部分来源于那些广西土著居民，这部分商人是随着广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开始经商，但是规模较小。对于这部分商人的记载早已有之，康熙年间平南大乌墟创建列圣宫时有《创建列圣宫题名碑记》记曰：“ 由是东西两粤，主客商氓，敬其神者，思崇其庙……东人客也，以庙为家， 故从之者众，六百有余人；西人主也，视家为庙，故助之者稀，仅数十余人”。此次捐资题名中，广西商人大约有七十余人，里面提到的广西商人显然是指本土的土著广西人，他们就应该是在地域经营上和文化上双重维度的桂商。虽然这里提到的捐资的土著广西商人只有七十多人但是没有捐资的人数会更多，以捐助者占总数的二分之一计算，保守估计不会少于一百五十家。乾隆四十年，广西人陈文清开始到云南贩运布匹而后转贩杂货，两年后和广东人“王辉云合夥开张烟店铺”这部分人是土著广西商人中资本规模较大的那部分。随着越来越多的客籍商人进入广西经商本地土著居民的商业力量也愈加发展。如右江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黄恒栈，黄恒栈源于那坡镇（今田阳县那坡镇），其创始人名叫黄嵩安邕宁人，原以务农为生后为谋求发展迁往那坡圩经商。其创建的黄恒栈历经数代、几经波折为黄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又比如近代贺县瑶民盘水旺，他起初只是一个收购杉木的小木贩， 后来发展成一个专门向汉族木商批购杉木的批发商。
三、绅商群体
在近代广西的发展中，“绅商”功不可没，他们几乎是广西近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绅商”依托商会从事创办企业，成立航运公司，开矿等活动，从地域经营本土化这个维度上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桂商，代表着广西的经济利益。从文化维度上来说，有部分“绅商” 甚至就是广西籍世居于此。“绅商”这个团体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在广西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可小觑。在清末广西收回路权的运动中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虽然名义的领导力量为政府但实际上各具体事务却是绅商操办，具体为商办广西铁路办事所，其中以苍梧绅商梁廷栋为所长。梁廷栋同治十三年获二甲第五十二名进士，其为广西铁路的筹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梁廷栋其父梁嵘椿为广东高明县人，同治年间来到广西教学后安家广西。梁延栋祖籍广东却代表着广西绅商的利益说以是不折不扣的桂商。清末西江航运权落入外国人手中，为了争夺西江的航运权梁颂唐、郭华辉、周学贤发起并成立了梧州航业股份公司，其爱国倡议得到了广西各地绅商的支持并购买了7艘轮船与渣甸、人和等外商航运业进行竞争。打出“自货自运，中国人搭中国船”的口号并悬挂中国旗公开与英国人进行竞争经过一年多的较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取得了初步胜利。
四、总结
以上我们对桂商的划分中客籍商人的本土化无疑是桂商的最主要来源，这也是作为诱发性商业团体的最主要特点。对桂商概念的理解和划分主要基于商人跨区域行为的后效性，也就是商人在本土化后对于本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远的，他们的行为直接对本地区之后很长时间的甚至是几个世纪的经济生活都有影响。这种现象在落后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此为出发点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的理解许多落后地区的商业发展脉络，而不是长期以来在学界形成的那种中国的商业全都掌握在“十大商帮”手中的片面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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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业兴，黄雄鹰.《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四章
[12]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贺县富钟瑶族地区解放前商品经济发展情况调查报告》附：盘水旺（瑶族）开木行情况调查.1964.07
作者简介：冯春阳，男，河南郑州人，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史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