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状士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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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年逾七十的徐学传在安徽代人写了五份词状。这些词状所指“皆系寻常案件”，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串通胥吏，播弄乡愚，恐吓诈财”。但官府仍在法律上将之与“积惯讼棍”联系起来，徐学传被判处较该罪行之最高刑罚(流三年)轻减一等的惩罚。
尽管徐学传年逾七十，因而有权抵赎刑罚，但他却未被获准抵赎，“因系讼师为害阊阎”。在这里，官府对讼案的对错与否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终止此类行为。因此，徐学传的案件仅是官方确定的一个典型，借以表明，不论其是否参与滥诉活动，讼师都将得到相应惩罚。
18世纪和19世纪官方对讼师的谩骂和谴责，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兴词架讼或教唆词讼的行为造成巨大的行政负担。如果不算从衙门发回由非官方调处的讼案，实际上，呈至地方与上级官府衙门的讼案仍超出了司法机构所能处理的极限。同时，各省与州县地方官员还承载着来自皇帝的压力，要求审结常年积压未决的民事讼案。
地方奏报表明了积压于官府衙门的讼案负担。例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福建巡抚吴杰上报奏陈，该省一些地区积压了从200件到300件不等的陈旧积案。他估算认为，自前一年拖延至今，全省积压未决的讼案当为10979件。加上当年前十个月提起的新案，福建应有的积压讼案总数为22800件。
巡抚吴杰在依据乾隆皇帝的诏谕“清理词讼，以断械斗之源，训谕顽劣”时，逐步要求官吏清理积案。他开除了三名不胜任的官吏，以及三名作出“引发灾祸之不当裁断”的官吏。这些努力与持续训诫，促使福建省截至乾隆二十四年，有18092件积案与新案得以解决。但仍有大量剩余积案，不得不推延至翌年。
讼师剪影
清代对专于词讼之人最为常见的官方术语是“讼师”，以及“讼棍”。在官方话语中较少遇见的术语是“刀笔吏”，即“书吏之刀笔”。另一术语“状士”，即“书写状词之人”，意指传说他们在书写告词和诉词方面具有专门技艺。清代政府官员并不使用这一术语。但在文学作品以及“讼师秘本”中，这一术语并不罕见。
所谓“讼师秘本”是一类可能有助于讼师架词兴讼的书册，曾在乾隆七年(1742年)被禁止。清代法律不仅特别认定了四部题为《惊天雷》《相角》《法家新书》《刑台秦镜》的秘本，而且还查禁一切“构讼之书”。对于撰造刻印者，照“淫词小说”例科处刑罚。但官府没能控制这些书籍的扩散。它们被改头换面，换个名称继续刻印流传，而讼师这项职业丝毫不见衰退地走进了20世纪。
讼师秘本并不隐秘。从16世纪至20世纪，至少出版了37种不同版本的《萧曹遗笔》(讼师秘本的原型)。它们陈列于主要商业市场的书架之上，特别是在江苏、浙江、江西以及范围较大的湖广地区。从1888年版的《惊天雷》、1614年版的《萧曹遗笔》等“秘本”可见，它们最初旨在为书写词状提供建议。大量此类秘本由格式文书以及列举诉词实例构成。秘本中还包括对法律术语的解释、公告的范本、对官府查访与判决的叙述以及取决于各自出版时期的明清律的节本。
清代的讼师们常居住在衙门附近，同时勾结客店和酒肆老板，垄断诉讼当事人在县城寄住不可或缺的诸多服务。开办这些饭馆的人或者常住的讼师会向诉讼当事人表示，如果他们同意，便可请求得到衙门吏役的偏袒。客店成为教唆词讼的温床和衙门“后门”的入口。
一些讼师为了谋利，往往无所不用其极，买通吏役似乎都不算惊世骇俗。在众多骇人听闻的故事中，讼师利用尸体的手法最引人注目。尸体确实可以成为终极武器，因为它会被用于证实人命诬告，可以使某人的敌人、敌人的家庭以及他们的村庄因被控杀人而陷入混乱。它还是一种造成自我伤害的武器，因为滥用死尸既违背道德也反抗社会。而在某些地区，死尸甚至能够成为奇货可居的商品。
黄六鸿，清代最具影响的地方官员手册《福惠全书》的作者，曾经描述过苏州及周围地区为人命诬告而买卖和伪造尸体的情景。
“吴下(苏州)有一种买他尸造假伤，图赖人者。其尸于冬月新墓中盗掘出，以苏木(一种来自东印度的红木)等药物造成青赤诸伤。卖与奸人买去，诬告有仇之家，贿通仵作，扶同捏报。或即此辈造卖，借获重利。以验伤必出于其手也，故大胆为之。”
此外，家人或亲戚的尸体也会被用作诉讼工具。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与讼师有关的人命诬告案中，纠纷总会延续一段时间。在持续进行的词讼和争斗过程中，假如有一名亲戚恰巧死亡，其尸体可能被视为“奇货”。
抗税者
官府通常将之与讼师联系起来的活动——教唆词讼、诬告或者扛帮无理京控——一直困扰着的治理。帝国官吏将民众诉诸词讼视做道德败坏。汉代的社会批评家王符便抱怨这种特殊的道德缺失：“虽一年之词讼，数以千万，然涉及词讼纠纷，争端窃盗滋生……均属同一。其皆源于民之不可信。”
经由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制定“积惯讼棍”例，清代进一步诠释了被视为犯罪的专门从事滥诉之人的衍生社会身份。法律从语词上简要界定了官府所指的讼棍的内涵。法律也同样依据此类犯罪的“惯习”性而设定了特殊的刑罚：“若系积惯讼棍，传统胥吏，播弄乡愚，恐吓诈财，一经审实，即依‘棍徒生事扰害例’，问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
尽管惩治日益严格，讼师们仍给官府带来许多麻烦和苦恼。比如，他们在抗税中就发挥着重要作用。讼师会奔赴上一级衙门提讼，控告地方州县官员和税吏腐败或征税中的其他不当行为。如果地方官府提出过当的赋税或者费用，他们就会处于由讼师造成的词讼骚扰等持续威胁之下。
在这些活动中，讼师采取了主动行动以保护地方利益。他们不是煽动者，而是地方精英抗税的工具。最说明问题的是反抗浮收——漕粮估算与征收中的过度苛征。这些超额部分源于将实际漕粮运往北京的费用。帝国政府不愿将增加的成本摊派给纳税人，因为清廷希望将自身扮演成财政节制的统治者。相反，地方政府官员却将额外漕运费用(浮收)摊派给纳税人。尽管纳税人对此感到愤怒，但地方政府官员显然需要找到某种方式，为钱粮转运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