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对外宣传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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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习少颖(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传媒研究所)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信息化时代,媒介的影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即便是处于极度边缘的社会成员,也无法自外于社会的信息交流过程。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只有寄身于城邦之中,才能获得文明人的特质。离开城邦而能生存者,非神即兽。马克思更是断言。人即使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也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社会作为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靠信息传播这个黏合剂联系起来的。没有信息传播,就没有群体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传播与社会可以说是同生共存的。传播的发展不仅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而且是推动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因为传播媒介作为人类信息交流的主渠道,本身可以视为人体机能的延伸,不同性质的媒介标志着人类自身感官及信息处理的不同水平。石器时代与计算机时代人类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传播及信息处理手段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眼界和思维能力的巨大反差。
如今,人类早已历经口头传播时代、手书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而进入了网络时代。人类活动的舞台亦由古代的村庄、部落、民族国家,逐步延展到全球社会。在全球化时代,作为国际交往主体的国家,其实与口头传播、印刷传播时代生活在村落社会中的个人一样,其生存与发展,不仅严重地依赖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换,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着媒介及其传播的发展水平。正如柏拉图所说的,国家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国家的缩小。个人的心理结构、道德意识与国家制度是完全吻合的。现在的国际社会。国家与国家既相互依赖、互通有无。又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诸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在国家与国家的综合角力中,媒介及其传播活动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它虽然不如军事战场那样火暴血腥,但绝对值得人们关注。
作为国际社会的主体。国家主导的对外宣传活动,是当今国际交往一道亮丽的风景。通过对外传播,可以弘扬国家的文化,展现国家的风貌,说明国家的意志,表达国家基本的利益诉求,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国家的整体形象,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这种对外传播活动的影响力,相对于国家的经济霸权和武力炫耀,更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如果说经济和武力所代表的是国家的硬实力,那么文化精神和对外宣传所代表的就是国家的软实力。在后冷战时代,软实力比起硬实力来其影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支持或推进对外宣传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
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被动开放、逐步融人世界的过程。在不断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历程中,晚清政府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在综合国力不济的情况下,为了延续国脉,也曾利用各种手段向国际社会呼吁,甚至希望通过合纵连横之术,摆脱列强的欺凌。但是,单纯的对外传播行为,无法弥补硬实力的缺失。所谓弱国无外交,乃是政治社会的基本法则。我们虽然不乐意,但是必须接受。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对外宣传才在综合国力特别是硬实力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唱响了中国声音,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存在,并且让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直至在理解的基础上接受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崛起。
在热点四起、烽烟不断的国际社会,大国必须承担起大国的责任,才能树立大国的形象、大国的风范。与此相应,大国的国民也要具备大国的心态,这种心态应该是文明的、开放的、平等的,怀抱着对人类命运的强烈责任,和对于弱者的深切同情。大国形象、大国心态绝对不能是以霸权与实力为基础的力量展示,更不能是无视公平、正义的傲慢表现。大国的基础当然在于其雄厚的综合国力,但其在世界上的影响,主要不是基于霸道和实力,而应该是其深厚的文化魅力、理性的说服和道义上的感召。
在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什么样的国家形象,我们怎样才能够流畅无碍地传播中国的声音,怎样才能让各国人民全面地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民间的声音,怎样才能够展示中华文化的深层魅力,让各国人民了解和接纳中华文化,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生存的国际环境。关系到中国未来可持续的发展,关系到人类的和平和世界的安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与传播的研究,梳理中国对外宣传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对外宣传的战略与策略,为中国对外宣传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对外宣传史的力作。该书作者习少颖博士,在新闻传播领域,是少有的理论学养与实践经验兼具的青年学者。
对1949-1966年这段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外宣传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时期其他领域的研究。相对而言,有不少难以言说的特殊困难。因为对外宣传与政治直接相关。许多问题涉及敏感区域,或者在政治上早有定论,在学术上难以逾越;许多重要事件的档案迄未公开,一些健在的“活档案”(当事人)也三缄其口。所以选择这样的课题,要有一定的学术勇气。习少颖以此作为她博士论文的选题,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付出了相当的辛劳。她根据多年来从业经验,利用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的知识积累和研究方法,认真地搜集相关历史文献,去粗取精,数易其稿,终有所成。
本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作者超越了纯事业史的视角,选择“大外宣”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展了中国对外宣传史的研究空间。这种研究思路和框架,在对外宣传史研究领域,是重要的创新。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在书中对此间中国对外宣传效果的研究,对丰富对外宣传史的体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大胆地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在坚持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作者还援用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将1949-1966年对外宣传历史,放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维背景中考察,力争寻求其中规律性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就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宣传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相当的说服力。
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因为博士论文是作者博士生阶段学习研究成果的结晶。由于时间的限制,作者在这本有限篇幅的著作中,只能集中于一个议题,以挖掘深井的方式。致力于一个问题的解决,难以全面展示“大外宣”历史演进的总体格局:同时,由于选题本身的敏感性,相关资料的搜集极为困难,所以支撑全书的文献基础相对还不够坚实。要改变这一局面,恐怕要待以时日。好在习少颖博士重新选择了她的人生道路,将献身学术纳入其未来的生涯规划。学习、研究不限于一时一地,而是绵延一辈子的事情。既然选择了这条辛苦的路,瞄准了这片肥沃的土壤,我相信她能够继续在这一领域有所开拓,有所成就,这也是我的希望。(这是作者为《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一书所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