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场“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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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打开国门，搞工业化运动以来，“国进民退”至少发生了6次，分别是1884年、1910年、1934年、1946年、1951年和2004年。

在当今中国商业界，“国进民退”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有人大骂之，有人否认之，当然也有人暗赏之、支持之且打算誓死捍卫之。

这个现象，如果从经济学和世界规律上去解释是非常明白的。比如在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上都找不到支持“国有资本应该在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居于主导地位”的论述。再比如，当今全球前二十大经济体，只有中国的国有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不过，一说到“中国特色”，很多理论便立即变得模糊起来。

好了。理论说不清，我们就说历史吧。约瑟夫・熊彼得说：“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历史，通过理论和通过统计。”据我的粗略统计，自中国打开国门，搞工业化运动以来，“国进民退”至少发生了6次，分别是1884年、1910年、1934年、1946年、1951年和2004年。这里就只说第一次。

中国近代工业化是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当时，清廷国库羞涩，只好主张“官督商办”，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投资。1872年，李鸿章见长江航运异常繁荣，且所行轮船多属英美公司，有心办一家企业与之争利，就这样，轮船招商局成了第一家从事民用业务的现代公司。《轮船招商局章程》曰：“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大买办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人相继进入招商局。后来招商局全面打败英美公司，以此为标志，洋务运动进入第一个高潮期。

可惜在1884年，就出现了一次“国进民退”。唐、徐等人认为，公司已走上正轨，无需政府再扶持，提出将官款“依期分还，币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郑观应更是对国营体制非常排斥，认定“官之与民，声气不通”，工厂企业“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盈或亏，莫敢过问”。李鸿章等人则坚决反对。在他看来，之所以要办洋务企业，一则“强兵”，二则“富国”，企业一旦民营，便无法直接掌控。他先后把唐、徐等人赶出，将招商局国有化。

一个特别值得对照的新闻是，也是在1884年，日本明治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几乎与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以象征性的低廉价格“出售”给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三菱株式会社。

19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与日本都开始工业化变革――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在时间上非常接近，两国均诞生了很多近代工厂，其现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可是十多年后，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李鸿章将招商局重归官僚管制的同时，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的伊藤博文阐述说，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出售给民间商社。

由此，明治政府相继把众多国营的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有的甚至类似长崎造船所的“白送”。私营化运动造就了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自1884年年末到1892年，股份公司的数字和资金总额，分别由2392家、1亿日元增加到5444家、2.8亿日元，职工人数从12.3万增加到42万，并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众多财阀型私人企业。与不同的工业化思路相关联的是，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演变也南辕北辙。1889年，日本设立国会，颁布宪法，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

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其最直接且惨烈的结局是，1894年7月，清朝与日本爆发甲午战争。这两个同时进行近代化改革的东方国家，决定当面较量。短短十余日，战事便以中方完败告终，清王朝被迫签署《马关条约》，赔偿惊天巨款，并割让台湾。后面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

提个小小的建议：中国大学有那么多聪慧且闲得没事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能否组个班子，把这个课题整整明白：从招商局的“国进民退”到甲午战争的惨败，其间是否存在某种历史性的联系?如果缺科研经费，我愿把这篇专栏的稿费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