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音里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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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口音，不是三月五月，也不是三年五年就可以形成。口音是一种记忆，一旦形成就很顽固，有如胎记，极难根除。口音往往与人的地域生存背景有着直接联系，口音越浓重，此联系越紧密。从未有过远离故乡的经历，不觉得家乡的口音有什么好，很容易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一旦背井离乡，客居他乡，人对熟悉的口音才变得格外敏感和渴念，什么时候想起来，内心都会隐隐作痛。

我15岁那年当兵，军营在石家庄郊区，五湖四海，南腔北调，练就了我一双善于辨别各地口音的耳朵。比如，在北方人听来，云贵川湘鄂的口音没什么区别，我却可以一一分辨。说来奇怪，那几年，所有的方言中，最入耳的竟是过去我并不喜欢的天津话。我的天津口音带有“速成”味道，不很标准，却意味着本土地域的归属和接纳，这一点很重要。没事时，几个同乡操着天津口音聊往事，简直就是享受。一次，我去部队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战友，刚进病房坐下，就听隔壁有个女孩在讲天津话，便有些发呆，那声音像是百灵鸟啁啾。战友见状叹道，你好耳音啊。说完出去，领进来一位小护士。小护士一见面就用天津话问候，也是一脸惊喜状。那一刻我理解了，为什么大兵们总爱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复员回津，置身于熟悉的口音却充耳不闻，“泪汪汪”的感觉更是荡然无存。两年后进南开大学读书，同学来自山南海北，讲普通话，难免夹杂不同口音，交流起来却很舒服，纯正的津腔似乎就显得有些“民俗”了。

许多时候，口音最容易软化人的情绪。韩国有一个叫金贤姬的女子，她18岁那年还在读中学时，就被某恐怖组织秘密带走，并进行了八年的强化训练，在完成一次恐怖炸机活动后被抓获，最初她以沉默做抵抗，审讯人员便唱出韩国民歌《故乡之歌》，熟悉的音符和唱词，渐使金贤姬泪眼模糊，良心发现，她已经整整八年没有听到乡音，她以为它们彻底消失了，却原来那样一种情结蛰伏在内心深处，随时可以醒来。两国交兵，乡音甚至还能化作一剑封喉的“利器”，比如公元前202年12月，刘邦、韩信把项羽军队围困在垓下，断绝其粮草，阻绝其出路，然后以“四面楚歌”的攻心战术致使楚军瓦解，项羽命绝。

十六年前，我曾两次远赴美国探亲，加起来大约半年时间。那段日子，身居异国他乡，常有夜半惊醒，天津口音的“泪汪汪”感觉在我心里悄然复苏，也由此对当时的“移民潮”有了切肤的认识。一个人选择了移居异邦，即使那里美如仙境，富比金山，依然会生出被连根拔起的忧惧，当乡音变得遥不可及，那种悬空失“根”的感觉便如阴影一般，你抓不住，它却真真切切地罩着你，就连那些从来属于器宇轩昂之流、仪态潇洒之士，也会变得多愁善感。这时候，最能触动内心柔软部位的就是家乡的口音。

记得邻宅住着一个女房客，湖北籍，单身白领，收入不薄，英语也佳，看似活得独立笃定，内心的寂寞却深不见底。某晚，她的房间突然飘来一曲《龙船调》，“正月里是新年哪咿哟喂，妹娃儿去拜年哪喂……哎，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隐约可听出呜咽声，显然，那首湖北民歌的旋律和腔调勾起了她的乡愁。

一个机会，我结识了旅居美国的台湾作家纪刚先生。据说，三毛生前有意继《滚滚红尘》之后，准备将纪刚那部在海外至今畅销的著名长篇小说《滚滚辽河》搬上银幕，可惜没有如愿。纪刚操着一口浓浓的辽宁口音，自谓曾经沧海，心波无痕，说起1949年，节节败退的政府带着60万军队撤到台湾，也带走了60万个外省人的乡愁，这位老兵谈到自己的辽阳乡村老家，“乡愁病”骤然发作，以至于老泪纵横，那一幕使我终生难忘。

一个人越是身处天涯海角，口音的记忆越是容易造访，它总会与乡愁丝丝缠绕，点点滴滴，朦朦胧胧，恍恍惚惚，挂着泪，揪着肺，扯着心，独享在梦醒时分。而古今中外，人同此心，概莫能外。

（据《今晚报》黄桂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