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记忆”系列之悬空寺前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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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6日，山西作家太行采风团来到北岳恒山悬空寺。

悬空寺原名玄空阁，是恒山庙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极目远眺，悬空寺拔山而出，犹如琼楼仙阁，凌空悬挂。山风吹过，还给人摇摇欲坠之感。然而，1400年来，它却一直屹立于万仞绝壁之间，见证了一个民族思想碰撞融合的沧桑历史。悬空寺将中国古建筑艺术推上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人们用“奇”、“险”、“巧”来概括。进入新世纪，悬空寺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世界最珍奇的十大建筑”之一。入此列的中国建筑仅此一家。

我前后四次登临悬空寺，早已领略了这一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而此次，伶牙俐齿的解说员赵晓婧饶有趣味的解说词，将我引领至一个新的境界。

“……悬空寺不仅以它的险奇巧著称，它的宗教氛围也与众不同。悬空寺一反常规，把佛、道、儒有组织地排列于一处，形成了融三教之精华、纳十方之神灵的净土，是一处信仰自由、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探真元的宗教自由天地。悬空寺共有12个佛教殿堂，5个道教殿堂，一处三教合一的殿堂，能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全部集聚一处，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全寺最富有特色的就是这座最高层的三教殿。儒、释、道三教鼻祖同居一室：佛祖释迦牟尼以客人身份端坐于中，左首黑胡子这位，是儒家的教主孔子；这边是道家的鼻祖老子，以无为而无不为之量屈居佛右。儒释道三家教主坐于一堂之中，这是咱们中华民族最早的和谐思想了。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开会，持不同政见的三教教主同处一室各抒己见……”

赵晓婧风趣幽默的话语，引起作家们一阵会心的笑声。

三教合流溯源南北朝

我问赵晓婧：“这种三教合一的格局，始建时就这样?”

赵晓婧：“始建的时候在北魏，当时陶弘景就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他是最早提出的。但是那时候三教合一思想还没有成型。真正成型是在唐朝。大唐才有这种兼容并包的大度气象。”

赵晓婧所说的陶弘景(456－536)是南朝齐梁时的道士，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士，丹阳秣陵(今南京)人。曾仕齐，官拜左卫殿中将军。后隐居旬曲山(茅山)，从东阳孙遍游名岳大川，受符图经法。梁武帝礼聘不出，但每逢朝廷大事，必亲恭咨询，时人称为“山中宰相”。其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思想理论，并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称之“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并撰《真灵位业图》一书，阐述其理论观念。

如果加以考证，最早提出儒释道观点一致的是东汉末期苍梧郡(今广西苍梧)人牟融(170－238)，比陶弘景还要早300年。牟融是一个饱学之士，后人尊称其“牟子”。他原是一介儒生，据《牟子理惑论・序传》载：“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虽不乐兵法，然犹读焉。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正是牟融这种博学杂读的治学态度，达成了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才产生了三敦兼容并包的思想。牟融生于东汉末年乱世，“将母避世于交趾(在今越南境内)”。当年交趾是中外文化的交会之处，学术空气活跃的地方。在交趾的不少学者，崇信神仙辟谷长生之术，牟融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同时，面对动乱的社会，他又以老子“天下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作为座右铭，过着隐居生活，“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他的这种处世之道，引起当时儒学之士的非议，说他背离了儒学精神。对此，牟融著《牟子理惑》一书，谈到佛教与儒家的关系时说：“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明确表示，他信奉佛教，并不意味着他背离了儒家。牟融认为，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为中国本土所接受，必须尽量用中国熟悉的宗教意识和文化语词来解释。他说：“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

讲到“佛道”，牟融用中国道家对“道”的描述来解释“佛”：“道之言导也，导人至于无为。”这里，牟融所讲“无为”是初期翻译佛经对“涅”或“解脱”的一种译法，与我们后来所讲的道家“无为”不是一回事。牟融所说“道”，包括“天道”、“人道”、“道德”。牟融说：“立事不失道德，犹调弦不失官商；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五常”本是儒家的道德主张，牟融把它与道家观点糅合在一起，用来说明儒释道的一致。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迅速成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佛教的碰撞。佛教传人之初，由于老庄学说自然恬淡的人生情趣、虚无为本的哲理和返璞归真的社会理想与佛教颇有互通之处，所以佛教徒对老庄颇有好感。牟融在回答别人非难佛教“虚无恍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与儒家相悖时，就抬出老子的“道”来，说“道”乃“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尔之曰道”。所以佛论虽虚，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又处处有用，’与道家没有差异。在解释人的形神关系，为佛教人死可复生论辩护时，他也用了老子的话，“吾所以无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又何患?”以此证明无身亦可，而且无大患，所以人死可生，生而可死。

由于佛教那种空阔玄虚的理论与老庄道家的飘逸无形的教旨十分相近，人们对两者一直没个清晰的区分，如东汉楚王刘英，既“喜好黄老学”，又“为浮屠斋戒祭祀”，既“诵黄老之微言”，又“尚浮屠之仁词”。所以，当时就有“老子人夷狄为浮屠”之说。

融合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从东晋葛洪到南朝陆修静、陶弘景，一大批土大夫出身的道士，受佛教的启发，开始对原始道教进行改造与重建。在理论上他们把老庄哲理、魏晋玄学与巫觋方术相结合，形成了道教理论，另一方面，他们仿效佛教，整理道书，编纂三洞四辅七部道经，又炮制神像，构成一个包容天地、阴阳，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的庞大而复杂的神谱；在行为实践中，他们参照儒学之礼制和佛教之戒律，制定出种种严厉的规范，每天须做早坛、午坛、晚坛功课，从早到晚诵经、祝香、念咒、存思，每个道士须遵循“三戒”、“五戒”、“九戒”、“十戒”等。在道观的建造上，也仿照佛寺建筑的特点，制定了殿院阁楼坛的格局及神像、钟磬、香炉、旌节、帐幡等用具的制造使用的法度。

其实作为一种对生存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儒释道从一开始就有着诸多理论上的犬牙交错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会趋势。

对儒教与佛教只要作一稍为深入的比照，就能悟出佛教“法”的精神和儒学“礼”的规范之间，有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血缘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一种简单的等同。佛教中关于法的精神，乃是印度佛学与中国儒学之间的猛烈碰撞和长期交融而成的混合物。所谓“以法为本”而达到涅之境的佛教精神，和以礼为本而达到“仁”之境界的儒学精神，是多么近似!

我们只要稍加留心还可以发现，在佛教、儒教中，有许多用佛教术语所表达的儒学精神，也有许多用儒学术语表现的佛教精神。这种融会贯通是一种革命，一个被忽略了的“精神革命”。谢选骏在

《秦人与楚魂的对话》一书中，说了这样一番话：“儒家的礼注入并融演为佛教的法，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类似的逆转：大乘教的法，通过北宋诸子的创造性的转化，又演化为新儒学的‘道’与‘理’。这条曲折的精神线索，向我们展示了‘礼－法－理’这个过程。它说明儒家精神的顽强性，尽管它遭到佛教的冲击却能再度崛起于中国，并扩展到整个东亚文化圈。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象征的儒学精神，与佛教之间的这段关系，标志着一个文化关系的模式。”

这种“三教合一”的见解在中国思想史上，从上述葛洪、陶弘景到刘勰、韩愈、二程(程颢、程颐)，从《梁书》、《南史》到《经学理窟》、《朱子语类》等等，连篇累牍屡有论述。慧海《大珠禅师语录》卷下《诸方门人参问》中记载：“问：‘儒、释、道三教，为同为异?’师日：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面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异同。”

不同观念的融会，只会激括一种思想的生命力，而不会窒息它。

宗教成为权杖的杠杆

然而，某种宗教学说的兴衰，又往往受制于或服从于当朝统治者“长治久安”的驭民需要。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暂且按下不表。

佛教是东汉末年从印度传入我国，这种超然于乱世寻求精神上解脱的思想，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所以佛教在南北朝曾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期，北魏洛阳一地便有寺庙1300多座；南朝的建康(今南京)也有寺院500多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即是这一繁荣局面的写真。但到北周武帝时，佛教经历了传人以来的第一次“灭法”之灾，北周武帝悍然取缔佛教，拆毁寺院，让僧尼还俗。而到了隋朝，佛教又重新走向兴盛。唐立国之后，佛教达到鼎盛。然而，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佛教的感召力危及到皇室利益，唐武宗会昌五年下诏灭法。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灭法行动，据史籍记载，当时共毁掉大小寺庙44600多座，还俗僧尼26万人之多。继位的唐宣宗又开始兴佛教，但距会昌灭法不到百年，世宗柴荣又一次灭法，废毁寺院三万多座，还俗僧尼六万多人……佛教的沧桑沉浮无不与统治者的好恶密切相关。

道教在唐朝达到鼎盛时期，这与李唐王朝认为老子李聃为其始祖有关。武德八年(625年)唐太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贞观十―年(637年)，唐太宗再次重申：尊奉道教为国教。但李世民毕竟是明君，他在推崇道教的同时，对佛教、儒教也并不排斥，持一种兼容并包的姿态。那个亡国之君宋徽宗却是在大力推崇道教的同时，对佛教采取了抑制和排斥的态度。宋徽宗即位之初即规定，道士女冠的序位在僧尼之上，并多次下令对佛教活动加以限制。在政和、宣和时期，下令凡僧尼若愿归心道门，改为道士女冠者，立赐度牒紫衣；命凡佛经中有诋谤道教和儒教之语者皆予焚毁；下诏佛陀改名为大觉金仙，其他皆名仙人、大士，僧改称德士，易服饰，寺院改称宫观，僧人道学习，依道士法等。使佛教从属子道教，佛寺也大量为道教所占有。

宣扬彰显仁爱的宗教，一旦蒙上权力的阴影，就表现出了排他的血腥。

在西方的宗教史上，我们看到的也是无数血雨腥风：诸如由罗马教皇发动并组织，讨伐异教徒的两次。我们从茨威格《异端的权力》一书中，看到残酷迫害异端思想的塞尔维特事件；我们从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一书中，看到在宗教残酷镇压下，一直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的“郇山隐修会”的艰难生存状况，如此等等。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必然是统治者的思想。宗教成为权杖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