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成:为学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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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成身上浸润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气息。他认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有人文关怀，应当有社会担当和道德义务;

在他看来，学问不一定带来名望，然而却值得追求，因为它能提升人的价值，能给人一种特别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而今，担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的他，不断审视并思考着高校的神圣使命，不懈追求、努力践行，谱写着人生新的华彩乐章。

2008年春，刘新成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如果再加上高校校长和著名学者、教授的身份，的确如人所说，是三条战线“现在时”，但是让人钦佩的是，面对近似苛刻的工作安排，他“激情饱满依旧”。

相对于高校管理圈内普遍存在的“双肩挑”现象，刘新成的“三条战线”可谓很特别。当《教育与职业》慕名走近他时，感触更多的却是一位高校校长异于常人的付出、执著与热忱，这大概正是他的特别之处吧。

插队的“苦”与“累”

像那个特殊年代里成长起来的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刘新成早年经历过在农村插队、工厂做工的生活。

16岁时，刘新成在山西省山阴县农村插队。对于那段插队生活，刘新成至今记忆犹新，“插队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苦’与‘累’”，听似很轻松的一句话，但他的神情里折射出的却是对当年那段插队生活的无比珍视。

“苦”当然是生活苦。刘新成插队的山西雁北地区，当时算得上是国内最贫穷、自然条件也较差的地区之一。村里每人每年分两斤小麦，只够过年包一顿饺子的。除此之外，人们赖以充饥的口粮只有少量的玉米和土豆。

对于当时正处于身体发育期的知青们来说，每天肚皮里的那点粗粮根本经不起繁重体力劳动的消耗。因此，当时刘新成每天的感觉就是饿。为了让肚子有饱的感觉，他把粮食都熬成很稀的粥喝，有一天晚上竟一连喝了8碗粥。

跟单调的“苦”比起来，“累”的内容要丰富些。刘新成下乡时只有16岁，从小没干过什么体力活儿，初到农村，水桶挑起来都走不稳，更别说承担繁重的农活了。刘新成向记者感慨地说，“都说干活累了睡得香，其实累过劲了反而睡不着，闭上眼就是锄头和垄沟，老在那儿晃。睡眠不足更加重了累的感觉。”

其实身体的劳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慢慢适应了。对于来自大城市的刘新成来说，很快就有另一种“累”让他刻骨铭心――自小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对人生有着五彩缤纷的理想，早就梦想着能走进著名学府的殿堂，但是眼下“土里刨食”的生活让他感觉离梦想越来越远，因此备感“心累”。

幸运的是，刘新成自小养成的爱读书、勤学习的良好习惯没有被艰苦的生活消磨掉，他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重新找寻梦想。于是，每逢收工回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书，找到什么看什么，马恩列斯、《读报手册》、《新知识辞典》、《农村医疗手册》等，当时所有能找到的书一律不放过，“当时最爱看的是《新知识辞典》，1000多页，天天看。其实当时也不知道看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看书。”

这样一来，刘新成每天的负担更重了。但是，每当摊开书本时，他似乎又能感受到希望了，而这种从夹缝中寻得的希望在后来终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实现，刘新成在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

今天看来，正是那些插队的“苦”与“累”让刘新成真正领悟到了生活的厚重，而十年艰苦的劳动历练，也让他在今后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能够始终经得起考验，耐得住历史学科的枯燥与寂寞……

与历史结缘

1977年，凭着一份对学习的坚持与渴望以及从来不向命运低头的拼劲，刘新成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此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十多年来，刘新成与历史潜心对话，全心投入，默默耕耘在这片在别人眼里“充满了寂寞”的学术土地上。

当时，刘新成一边留校任教，一边师从戚国淦先生研究英国史，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95年，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他出版专著《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

对于此书，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赵文洪研究员给予了高度评价，“研究英国史，不能不研究都铎史，研究都铎史不能不研究都铎议会史，研究都铎议会史不能不读《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这本书”。

今天跟记者谈起这本书时，刘新成直言该书的主要学术价值不是有多少创新之处，而是材料坚实。受戚国淦先生的影响，他比较信服“用材料说话”、“文章不做半句空”的原则，即便一连几年坐冷板凳，也要在原始材料方面下功夫。撰书期间，他研读了国内几乎能找到的全部相关书籍，还通过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互借部的帮助从英国借来不少书，甚至查阅了《都铎下院历志》这样的原始文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刘新成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中世纪社会史方面。因为在之前的议会史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影响一个人政治表现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个人遭遇、生存环境、家庭和社会关系、身心状况等。如果对社会生态没有深入的研究和准确的把握，就很难真正地理解和弄清政治问题，历史解释也不可能接近真实。期间，刘新成完成了一系列与社会史相关的研究，并于2000年完成了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级制度与生活方式――西欧中世纪社会史》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刘新成开始关注“全球史”的研究。他赴美做访问学者期间，特别研读了美国多种体现全球史观的教材，系统地了解了全球史观的学术理论，回国后又在首都师范大学建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积极推动并致力于国内全球史的研究，以期达到国内的世界史研究能够像马克􀥢先生所希冀的“尽早发展到与外国‘对话’的高度”。

日前，由他亲自执笔的20多万字的新编教育部重点教材《世界史・近代卷》已正式出版，这为刘新成的学术生涯又增添了一笔精彩。

多年的潜心学术，可谓颇多建树，但对刘新成来说，做学术研究不为名望，“这些正在研究的内容有价值、有意义，学问不一定带来名望，然而却值得追求，因为它能提升人的价值，能给人一种特别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使命与责任

从1998年担任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到2007年9月担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一直将责任牢记于心，他深知大学的使命以及大学校长的责任，一直密切关注着学校的发展与学生们的成长。

刘新成认为，大学的主要使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师范大学人才培养首先是师范生的培养，师范生的培养注重的是职业素养，是爱心、耐心。职业素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职业能力，假如说学校培养的师范生能力十分全面，但他不喜欢学生，合格吗？因此，师范生培养不能过于技术化，关键要有特色。”

目前，在刘新成的主持下，首都师范大学正在进行师范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和探索。除了将师范教育向本科后延伸之外，还专门制定了一个“不求人人优秀，但求人人有特长”的战略，要求学生在专业学习上不低于综合院校学生的同时，还要有一门专长，这就是具有首师大特色的“一专一辅”的人才培养方式。

“‘一专’是指本科生自身专业的学习，‘一辅’是指学生在修好自身专业的同时，选修一个辅修专业。例如，物理专业的学生在学好本身专业的同时，还可以选修一门计算机专业，以具有管理学校网站的能力。这样以来，如果学生的选修课达到了30分，就可以拿到一个选修第二专业的证书;如果选修课能达到60分，他就可以拿到“一本一专”的文凭，对就业、对个人发展不无裨益，这是我们师范生培养的一个突出特点。”刘新成不无自豪地指出。实践表明，拥有专长的师范生能够增加一些与学生交流沟通的手段，一直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对于科研，刘新成坦言“首都师范大学目前虽然还是一所师范院校，但是要努力做到‘树立高峰，而不是打造高原’，在已有一定基础的交叉学科、新型学科、边缘学科里迎头赶上，而不是看到某个专业有市场，有发展潜力，就盲目的从头做起，那样会造成研究领域的重复与资源的浪费。”

今天，当高教科研领域饱受诟病的浮躁之风日益泛起之时，高校校长的冷静与清醒何其重要。从刘新成的身上，不难读出这种冷静与清醒。由此获益的，应该不仅仅是一所学校，因为一所师范大学培养的是千千万万名教师。

与此同时，对于一所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的、封闭的师范院校向教学科研型综合大学转型时期的高校来说，不仅要培养师范生，还要培养社会需要的多层次、多方面的人才，以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这是刘新成的又一种清醒，而且这一次他放眼的是更为广阔的社会服务领域。为此，首都师范大学与一系列学校联合，共建实践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是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实习基地，也是其教师发展学校，首都师大的专家、学者为合作校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指导和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地震发生后不久，在刘新成的带领下，首都师范大学向灾区的学生捐款200万元，并与北川中学达成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协议。“从北川中学的重建开始，我们会长期为北川中学提供师资培训、培养方面的服务，以帮助北川中学尽快把师资力量重新完善起来。”一番话说得掷地有声，让记者感受到了一位高校校长心中的社会责任。

一位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

刘新成的老师戚国淦先生是很典型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在他身上能够深刻感受到“知识”的气息。正是浸润着这种知识分子的气息，刘新成领悟到了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一位知识分子应当怀揣人文关怀，应当有社会的承担，还应当有道德的义务。”

钱学森先生曾在总理看望他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中国的大学，没有一所能够培养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

这句话对刘新成触动很大，并引导着他不断进行反思。采访中，刘新成主动向记者提到了钱老的这句话并且指出，“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听到钱先生这样评价中国的大学，不禁让人深表惭愧。”

几年来，在不断地思索问题症结所在的过程中，他发现制约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因素在于大学对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定位不对。一些大学校长认为，以前大学是象牙塔，大学生是精英，现在大学已不再神秘，应该更多的依附于社会。

“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的浮躁，大学的平庸。”刘新成认为，一个社会的先进文化需要引导，而大学的使命还在于引领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追随社会、依附于社会。如果每个大学校长都有引领社会的意识与行动，那么大学就不会再因社会的浮躁而浮躁，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也就能够实现。

拳拳之心包含着一位大学校长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着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派的领导，刘新成积极参政议政，利用自己在历史研究专业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担北京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十分关心的课题，并且发挥自己在教育管理上的专长，及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教育问题建言献策。

与此同时，他十分关注公民意识教育问题。他告诉记者，“在个人、社会、政府三级系统中，我们习惯于把个人作为一方，把社会和政府作为另一方。一旦个人发现了社会问题，往往不是自觉地去纠正错误，而是满足于发牢骚、坐等政府来管。这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个人与社会看作一方，把政府看作另一方，社会公正要靠每一个人去维护，有困难再去找政府。”

言语间透露出一位知识分子的社会情怀，在他看来，只有人人对社会负责，每个人都从点滴小事上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才可能呈现。

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挑战越大，刺激越强”。也许正是在繁忙的工作重压之下，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催生的巨大动力使刘新成时刻践行着责任、激情与信念，在踏出了自己一片天空的同时，时刻不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迎接明天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