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形态语义设计中蝴蝶“恋”花的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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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在对蝴蝶“恋”花形态语义从属与附着关系的理解下,着重分析了作为服饰形态语义,蝴蝶“恋”花新的依存关系的变体转向专业领域的变通,从设计方法的角度研究形态语义构成理论。

关键词:蝴蝶“恋”花;依存关系;自然物;人造物;设计艺术;语义学

中图分类号:J506文献标识码:A

Semantic Design Clothing Patterns Butterfly “Love”Flower Dependencies

SHENG Jing- Zhao

(Art & Design Department, 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48)

蝴蝶“恋”花,作为自然物,在一种新异的艺术感情催生下,转化为传情或言志,更是对美好形态的吟咏歌颂。作为人造物,在服饰形态设计中,上升到功能、装饰、象征意义,产生物以人所需求目的的共鸣关系。蝴蝶“恋”花为组合的服饰图案,从宋代花卉草虫绘画中的写生小品取意后,随着织锦和缂丝等高级制品的织造水平、织金技术进一步提高获得完美,越发成为上至九重至尊,下至黎民百姓的共识,更广泛地被移用于织绣、首饰、饰品、服装中。南宋领抹“绣蝶恋芍药”花边,元代衣袖“万蕊千花”织锦图案,宋元“金蝴蝶桃花荔枝纹”耳环,明代“白玉蝶”形佩,清代“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早已沿袭为民俗文化传统。时尚轮回,蝴蝶“恋”花更诱发一种整体性联想功能与情绪效应。杜鹃花与双蝶节,七星羊皮与纳西族五朵金花,婚纱与蝴蝶袖,为民族服饰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组合。这意味着不是各组成部分简单的集合,而是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

一、从自然形态推衍出意识形态开始

《周易》理想取象建立了宇宙万物“实体”观照的哲学范式,“实体”是指有特殊感情优势和最佳兴奋状态的自然形态,是以客观现实为根据,有助于转化有意注意的信息量。当信息量丰富起来,人的意识开始彰显,以想象的形式删选、整理、重组,建立太虚幻境。《庄子》幻想取象构成承续关系,外延出阔大的意识形态,纯出于幻想,并无客观现实为根据。自然形态推衍出意识形态,直接推出了二者关系:前者是自身生存状态的真实关系,后者对前者关系的体验关系,称作“关系的关系”“第二层关系”。即派生了人与自然形态的另一种特殊关系,即“为我”关系:自然形态被我利用,为我服务。关于“为我”,马克思曾经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蝴蝶与花放置在一起审美,“恋”在物与物关系上构成我与我的转折关系,应是第二层关系。这种转折的原点正是一切属人问题的起点和中心点。

二、蝴蝶“恋”花形态语义从属与附着关系

任何物象都包括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对形的认知,二是对态的反应。取象必须是形与态的会通,态从属于形而存在。中国传统取象思想注重“万物静观皆自得”,讲求“天人合一”。蝴蝶恋花进入物我相亲的体验中,初创形态相互之间建立起一定造型尺度、形状、比例组合,从而营造出花“附”蝶、蝶“待”花的亲切氛围:处处见蝶,即处处以花映带之。语义赋予形态结构意义是深层的,抽象的,需要与人的互动过程诠释。蝴蝶“恋”花从表象的具体进一步发展稀薄的抽象从属,是在尊重良好的形态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意识基础上,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为目的。唐《北户录》中有一则记录媚蝶的变态时用“女子收而佩之,如细鸟皮,令人媚悦,号为媚蝶。”②李商隐《青陵台》:“莫许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③隐藏在形态语义结构后面的意识形态,是人与人之间的或亲情、或爱情、或人情,受制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外部世界的特性及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心里体验。

梁祝化蝶、庄周梦蝶之所以久远传播,主要有两方面成就。其一是形奇、其二是神幻,尤其是幻出葩华,造就了独特的人生追求。由恋花到恋人,由恋家到恋国,这种影响不只停留在形态的表现张力,更在于精神层面的反响、升华。人在蝴蝶与花身上,发现了自己在历史实践中生成的人性、精神和文化,又将此属性赋予了蝴蝶与花,于是遂成为某种伦理意念的附着载体。例如,蝴蝶“恋”花用情姻缘的代表形象成为超现实的媒介物,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在《周公解梦》中有这样的内容:梦见得到蝴蝶,姻缘美满,若是失去蝴蝶,则姻缘损毁。与之相应,在婚礼仪式上欧洲流行放飞蝴蝶,日本要随婚礼礼品赠送一对大的纸蝴蝶,中国在嫁妆上嗜好绣蝴蝶。蝴蝶恋花所凝聚的相思情结附着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

从属是前提,附着是目的。从属关系的基本规律就是源于对人生阅历的深味。附着关系的基本规律就是源于对世间真理的澄思。我们必须辨证处理蝴蝶“恋”花从属与附着的张力关系,其一是与人类自身美好生存的真实关系;其二是与契合自发性创作关系;其三是与积淀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关系。

三、服饰形态语义设计中蝴蝶“恋”花的依存关系

1.服饰形态语义设计的内涵

服饰形态语义表现为服饰外部物质形状和着装后使人产生情感两方面,是由人的形体与动态规律衍生而立意。在设计中视为传达功能和结构特征等视觉符号,涉及与人们的沟通关系。因此,在考虑如何穿着和打扮每个人的同时,“因形见义”的表意符号不能忽视,还必然要对使用者产生精神和心理起到良好的调节、修正作用,是服饰形态语义设计的内涵。

2.蝴蝶“恋”花与服饰形态语义设计依存关系

(1)功能服从关系

服饰形态最基本的功能目的:必须符合人穿着。从设计角度看,外形既是外部构造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内在功能的传达者,依照“道法自然”,更好地适应环境。体现在:造型、材料、色彩、人机关系、生产工艺等因素服从使用舒适度。有机形态是功能要素的特有态势,形态是具体的,有生长机能指向意义;形体组合以集合形态为主。现代唐装设计,蝴蝶盘扣巧妙地利用“袢条”回旋盘绕组成环环相扣,能改善穿着过程,同时生动的形式美给予情感渲染,是趣味格调的表征,也具备相当经济效益附加值。团花代表圆满美,构成生理的和谐关系。它们各自分开看时,则在艺术上的成就很小,但组合起来时包含着与社会、民族文化联想等意义。而在后现代主义服饰风格中,蝴蝶盘扣搭配团花图案有了重新理解认识的理由,多了份异类和反叛。首饰形态上的仿生设计,在佩戴者看来十分亲切,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许多设计师让世俗生活中“蝴蝶探花”、“蝴蝶寻花”、“花开蝶舞”的原型,直接飞舞在衣服上“露”的地方,一如真的蝴蝶在花丛中纷飞,流露出的风情比写实更加“具象”。

无机形态没有确定的“象形”。形体组合以点、线、面、体为主,观赏积极性体现在:概念上的抽象、形式上的求新。在现代社会高负荷、高技术状态下,无机形态塑造回归单纯、简洁、自由面,可以缓解现代快节奏带来的种种压力,更符合使用者因在文化、职业、年龄、性别等方面不同对服饰形态审美差异需求的心理。蝴蝶之所以“恋”上花,二者之间具有认知领域共同之处:外表美丽娇弱,却极易受到伤害,不会长久存在。这样,派生出潜在含义:青春。青春无形无味无色,成为小女生的专利,无机形态的象征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蝴蝶与花的概念反而退居其后。如衬衣下摆加长,随意扎成两个或几个圈;领口抽碎褶或起波浪状;门襟多层次重叠切缝、层秀,多角度勾勒出“美好、热烈、幻想”的立体情境,将松散的服装部件与人物都统一于一个意念框架之中,从而实现了形散而神聚的结构张力。

(2)情境示意关系

有机形立面是相对于几何形立面所提出的概念,采用有机曲面的形态来区别于横平竖直、直尾转弯的立面形态。蝴蝶结属于较规则的有机形曲面,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加以设计,变化性中蕴藏规律性。在礼服上运用自上个世纪欧洲巴洛克艺术与洛可可艺术开始流行,几乎就从来没有减少过。在现代服饰立面设计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产生多样化嬗变。将之放在环境、场合、空间情境中加以体验,同时示意对受众者的尊敬以及要求得到受众者的情感认同。男士蝴蝶结,属于方寸艺术,虽然小,但代表了身份、地位、品味、教养等许多无形语言,礼仪规范目的加强,造型特点遵从规律大于变化。如蝴蝶结的条纹设计,暗示了花的存在,促使视觉运动传感器沿着不同方向运动,很好地起到提示方向,引导实际作用;尖角设计,表明了不可触摸的语义,颠覆了对使用模式的惯性理解,而恰恰相反,如同康定斯基所说的一个三角形具有它特殊的精神上的芬芳一样,带来了使用者心理上的愉悦感;打结设计,考虑的是相对简单的二维空间,形态变得变幻莫测,享受着似蝶似花的动态乐趣。女士蝴蝶结,造型特点遵从变化大于规律。中式手法注重平面装饰,常运用中国画“平行相破”避免完全对称、板滞,求得灵活与变化。西式手法注重空间装饰,常运用“冗余”重复形态,组成焦点的强势立场。常见有间隔重复,产生连续流动;渐变重复,形成张力线;交替重复,形成角度构图。

(3)意象并置关系

意象生成是意与象的并置,意象并置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意象为平行并列和共同展示时的相互映照。比兴纳入到意象并置的构建体系中,可以看到比“显”兴“隐”的并置呼应,起到不同的意象作用。(《毛诗正义》卷一)认为,比兴是借助外物以寄寓主观情志的手法,这与意象的内涵是一致的。

北美“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品牌恰当运用蝴蝶元素比作性感尤物亮相秀场,因而能将视点快速引入全美潮流趋势,蝴蝶同时具有创造组织标志活动的情境意象功能,(图1)潜在的“蝴蝶效应”且影响着全球三十亿女性的内衣文化,正所谓“云想衣裳花想容”,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中国传统民族织锦通过谐音、会意、借代等多种表现手法,构成民族意象。(图2)如“百”象征着完满大吉,“偶”象征着喜相逢,“百蝶飞舞”和“百事如意”,“双蝶连理”和“双福齐至”“比翼双飞”,构成与吉祥比较稳定的寓意模式,而逻辑结构成为空间“位置”上的中心点,有对称式、散点式、分割式等排列。蝴蝶翩飞,色彩亮丽,未见一朵鲜花,却似乎穿梭于花丛中。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族意象构成了旅游开发之间心理意象的关系。从民俗文化中发展起来的“百蝶”、“双蝶”用于旅游纪念品,打破传统,具有时效性和独特地域性。材质上充分发挥针织、皮革、刺绣、珠片等民俗工艺;造型上结合了同心锁、同心结等民族情结连成整体,使旅游者可“睹物思情”。“百蝶”、“双蝶”用于舞台服饰,意象塑造具有“程式化”“虚拟化”的表演特征,巧妙利用道具就把剧情最重要的情节表现出来。如配扇舞,舞扇子时,服装也跟着甩动,仿佛看见一群美丽的少女在嬉戏、扑蝶,又带出“花”这一意象:隐喻少女天性纯洁美丽和可人笑靥的生活写真。

西方常把女装比喻成“盛大的花篮”,在这个花篮里除了鲜花、蕾丝,还有蝴蝶和缎带,而中国少数民族蝶图腾,蝶形饰物,蝴蝶髻,蝴蝶帽,花头巾,表明现代原生态服饰形态设计用意象以简炼手法创作,符合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双重并置。

(4)新合体加减关系

自然形态中的蝴蝶经过毛毛虫超级成长,到艰难和痛苦蜕变,再到成蝶,造型不断变化决定了不断产生新形体的能力。在新形体组合中,加法与减法是普遍运用的两种对立统一的手法,加法是采用添加、堆积、填充、重复、穿插等创作手法,扩充造型体量、组合。立体蜜蜂、蝴蝶、鹦鹉、喜鹊与面料上多个印染花卉精心安排于一个整体,极大地加强多维时空的散点透视。素提花、打花、挑花、坎花技艺集于一体,则反映出层次、节奏渲染力。正如E•B•赫洛克所说:“时装变化频繁,其实用的成分越小,奢侈的成分越大。”④同构与加法形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就是互相寻找形态客观对应物。对应物可建立在含义、形式、形义、异质相似属性上。表现手法可针对性侧重物体本质、视觉、媒介及人们的心理反应等因素。蝴蝶被喻为“会飞的花朵”,蝴蝶的色泽、外形、表皮和花朵的颜色、外形、纹路进行了形式同构创意。这个新合体,其间并没有运用任何联接媒介,却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似蝶似花(图3),似牡丹谓富贵,似荷莲暗喻君子,属“合体纹”。黎族织锦中“百花图”,实际上是蛙人纹的几何图案化。减法是在原有形体空间上进行剔减,得出明显的优势点和劣势点,合理取舍,去粗取精,局部上采用切削、挖空、分裂、打散和小形体的重组。内衣上的蝴蝶,繁缛细节削减至几道波浪折皱,内衣外穿,缺不了替换蕾丝花边和璀璨珠宝。减法应用到织物组织构造中,常用有镂空、烂花、漂洗、剪切、抽纱等加工,即使蝴蝶与花有相同的色彩,形象的特征和体积也会呈现虚实相生。

二者之间关系可以进一步从建构和解构、复杂和简洁、规则和不规则、开敞和封闭等关系的比较中得到更好的理解。(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曾繁亮《发展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张力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2期,第259页。

② 林万春《美丽的舞者》,《泉州文学》,2006年第1期,第33页。

③ 张新《新诗中的蝴蝶意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版,第133页。

④ 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